文坛“双子星”的奇迹 30年代崛起于文坛的左联乡土作家沙汀和艾芜，是一种“双子星”式的文化同构现象。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如此众多的相同之处：同年出生，同年入学，同为四川籍，在成都省立第一师范为同班同学，30年代在上海相遇协同开始创作，共同向鲁迅先生写信求教，1932年同年加入左联，解放后同回四川主持文艺工作。最后，又同于1992年底谢世，其间仅相差7天。甚至他们的笔名也是对应的。艾芜两字皆有草头， 而沙汀本取笔名“沙丁”，即煤矿金矿中的工人，取鲁迅回信“取材要严，开掘要深”之意；为应合艾芜的希望，沙汀在“丁”字上加了三点水，改为“沙汀”，从而在字形上也与“艾芜”两字完全相对，如出一辙。由于这种种相似之处，学术界往往倾注于沙汀、艾芜创作相同点的研究，而对二者的区别和差异重视不足。事实上，在这对同时升起又同时陨落的文坛大星身上，“同”是表象，“异”是根本，而差异的最深层表现，在于他们承继了西南地区不同流源的区域文化。 迥然相异的巴、蜀文化 西南地区的区域文化由巴、蜀两部分组成，其地域东起“巫涎”、“北与秦分”、南接南中，西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带，包括今天四川省的全部和鄂西、滇北、汉中等相邻地带。由于文化现状和地缘位置的邻接，巴蜀文化历来被视为一体，甚至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固定语词。但事实上，巴、蜀文化的源流和性质是迥然不同的。 所谓“巴文化”，是古代巴族建立的文化传统。巴人的生活地域集中在今川东丘陵地带，尤以嘉陵江流域的重庆（旧称巴县）和长江三峡地区为文化中心。丰富的水资源使巴人成为一个水上民族，以渔猎为生，以弓鱼为图腾。于是，巴文化中更多地注入了清秀明快的“水”性，具有了一种疏阔流动的品格。由于瑰奇绚美的生存环境，巴人得山水之滋养，成为一个乐观开放、能歌善舞的民族。《楚辞》中记载的“下里巴人”，就是巴人用于合唱的上古民歌；而《风俗通》中记载的“巴渝舞”，则是巴人聚族狂欢时的集体乐歌。浪漫的巴人甚至在临阵杀敌时依然纵情歌舞，《华阳国志·巴志》中即有“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的说法。巴人竟然用载歌载舞的方式击溃了强大的殷商劲旅，取得了牧野之战的胜利，这种传奇行为和浪漫激情大概是其他人群再也难以设想的了。同时，长期的迁徙又使巴人具有了一种漂泊性。据记载，巴人始祖本来生存在湖北荆山地区，因楚国的威逼溯江而上，逐渐进入三峡地区，最后才定居在渝中（重庆）、巫涎（指巫峡）等地；巴人的一支还曾进入陕西，与当地氐人混居，因此有的学者又称巴人为“巴氐”。这种流动性的民族历史使巴人形成了不畏艰险、自由开放的性格，成为大一统汉文化圈外峡崖川谷中的一支浪漫精灵。因此，开放心态、艺术品格和浪漫气质就成为巴文化的主要特征，流传在古老的四川乡土中。 与巴文化的“水性”相对，蜀文化则具有更多的“山性”和“土性”。这个文化传统是由上古蜀人建立的，其地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番”。即今川西山地和成都平原地区。这里“沃野千里”，“人富粟多”，很早就形成了发达的农耕文化。据传，西周时代的蜀王杜宇就曾“教民务农”，秦代又有李冰为蜀守，修筑都江堰，“于是蜀沃野千里，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可见，蜀文化是一个极为早熟的农耕文化，发达的农耕使蜀人染上恋土重迁的习性，不像巴文化那样富于流动性和变化性。同时四面重山叠障，中间为盆地的地理环境，使这里迂闭滞塞，长期孤立保守，文化交流成为畏途。于是，因循保守、隐忍坚毅、亦庄亦谐，重现实、轻幻想，就成为蜀文化的集中表征，活跃在天府之国的千里沃野中。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基本看出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大致差异。由于地缘邻近，文化互渗，巴蜀逐渐交融，形成一个区域文化共同体。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青铜时代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从商代就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引进，二者形成了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的相近文化，到了战国时期，巴文化与蜀文化进一步融合，很难看出二者的区别。”因此，近现代四川区域文化中既有蜀文化的遗风，也有巴文化的精魄。每一个四川作家，无论其故乡是川东巴人故地，还是川西蜀国古里，都同时禀承着巴、蜀两种性质的乡土文化泉源，并可根据个人主观气质和生活履历的不同，进行自由选择。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倾注现实、将“笔锋”深深植入“四川农村”的沙汀在气质上更明显地倾向于蜀文化，而早年曾浪迹西南崇山峻岭、富有异国生活履历的艾芜则更多地汲取了巴文化的滋养。于是，同样描写西南乡土生活，沙汀的笔调坚实拙重，“字里行间造成一种凄厉的氛围”；而艾芜的作品则热情浪漫，充满瑰丽奇谲的山川风景和诗化激情。 沙汀乡土作品的蜀文化气息 从1933年创作小说《兽道》开始，沙汀将眼光投向四川，写自己“比较熟悉的川西北偏远城镇”，正是从这时起，悠久的蜀文化熏陶才和乡土生活融汇在一起，贯注到丰茂繁盛的乡土创作中。具体而言，蜀文化对沙汀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那就是：封闭意象、阴郁色彩、讽刺笔调和现实风格。 首先，沙汀作品中陈腐保守的乡镇原型，显示了蜀文化作为内向型文明狭隘封闭的文化信息。沙汀曾直言，川西北故乡“四面是山，风气闭塞得很。甚么新文化运动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在《某镇记事》中又写道：“我们这里的人很少见过大世面的。到过省城的人不上一打，某人到州里去一趟便要算是大事件了。并且还没有动身就有人四处哄传。”在这个井底般的封闭世界里，时空背景是狭隘逼仄的现象。时间缺乏确指性，仿佛亘古不息，无限循环。而最富典型性的空间意象则是小镇中的“茶馆”。不仅沙汀名作《在其香居茶馆里》直接以“茶馆”为名，而且在《淘金记》、《丁跛公》、《替身》、《巡官》、《公道》等一系列作品中，“茶馆”也都反复显现，无所不在，成为篇中人物最常见的活动场景。这本身就具有某种象征意味。作为空间场景，茶馆一方面有一定通连性，便于人物交流会聚；而另一方面，则在空间上呈现为明显的四面包围、狭隘封闭。久居盆地的蜀人，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世代罔替、生生不息的。正如有的论者指出：“我们只要看看沙汀那些选取茶馆作为特定环境的短篇小说，就大体可以了解过去四川的风貌，了解沙汀作品的地方特色。”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地缘环境上的大的“盆地”意象，和沙汀作品中精巧别致的“茶馆”意象恰好形成一大一小的巧妙对应，共同呈现出蜀地狭隘逼仄的文化特征。于是，“茶馆”就作为浓缩了蜀文化特点的象征性空间，在沙汀的创作中得以定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