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发展史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传统文化的革新史，这次文化革新的高潮无疑是在“五四”前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思想家们从改造国民性的历史高度出发，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重估，他们在广纳异质新文化思想的同时，不断批判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普通民众身上所体现出的传统积习和落后的文化心态，而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表现上述文化思想的则是鲁迅的小说，特别是其农村题材的小说。对于这些小说，我们已经从政治的、思想的多个角度多层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本文则试图从祖先崇拜——这一中国农民最为普遍的文化信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小说，力求更全面地把握鲁迅小说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历史价值。 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祖先崇拜是早期人类社会曾经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由上古的生殖器崇拜发展而来的。原始人类为了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迫切需要强大而稳定的生殖能力，反映在精神信仰上就是对生殖器的崇拜。黑格尔就曾说：“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特别是在印度，这种宗教崇拜是普遍的，它也影响到佛里基亚和叙利亚，表现为巨大的生殖女神的像，后来连希腊人也接受了这种概念。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通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1 〕。在经过女阴崇拜之后，生殖崇拜便进入男根崇拜期，从而也就形成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这种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祖先的崇拜便成为早期人类社会主要的精神活动方式。祖先崇拜在中国也相当突出，极为普遍，而且以极强的生命力绵延下来，成为中国普遍民众最为重要的精神信仰，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极为艰苦的农耕环境对人的生命力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单位——宗族的强有力刺激。“天子宇宙之祭，列国诸侯皆来阶祭。诸侯亦各有国，乃由中央天子之列祖列宗所封建。而得此封建，亦不在己，乃是在其列祖列宗。故诸侯之归其国，又必各自祭其祖宗，更下至于庶民之受百亩而耕，亦祭其祖宗。尊祖敬宗之礼，固已下达于天”〔2〕。 从钱穆的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系统而言，祖先崇拜无疑是官方儒家文化的基础、民间文化的核心，是农民精神信仰的基本内容，而成为中国普通民众的宗教。中国人正是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来祈福避凶，渴求愿望变为现实，这与西方人信仰上帝是不同的。正因为此，祖先崇拜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近乎无孔不入，深刻影响了华夏民族的道德观念，伦理意识，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成为直接塑造中国国民性的深层文化根源。卡西尔就曾经总结说：“在很多情况下祖宗崇拜具有渗透于一切的特征，这种特征充分地反映并规定了全部宗教和社会生活。在中国，被国家宗教所认可和控制的对祖宗的这种崇拜，被看成是人民可以有的唯一宗教”〔3〕。 鲁迅的小说则以其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揭示了中国普通国民所处的祖先崇拜原始文化环境，以及这种落后文化所造成的诸种精神悲剧和国民劣根性，标志着鲁迅反思传统文化所达到的深度。 1 鲁迅的小说首先揭示了祖先崇拜对于中国民众生存观念的深刻影响，批判了这种文化的强大异己性。 阿Q 曾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我们常常把这句话只视为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一个佐证， 却忽视了他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礼运·大同》中说：“人道亲亲。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就是说，人们通过对共同祖先的崇拜消除家庭内部个人与个人间的精神隔阂，完成整个家族的亲合，这就是祖先崇拜的直接作用。正因为祖先是整合整个家族的巨大精神力量，所以，祖先的形象便象征着家庭或家族的地位，祖先的伟大也便喻示着整个家族的繁荣强盛，这就势必激励着每个家族成员都把光宗耀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美化、圣化、甚至神化祖先形象也就成了每个中国民众的内在要求，因此，阿Q便极为自然也“理直气壮”地抬高自己祖先的形象， 为自己的乐观精神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思想支撑点。与之相反的是，在祖先崇拜的文化环境中，中国民众最不能忍受的是自己的祖先受到冒犯和侮辱，在他们看来，嘲弄和辱骂别人的祖先是极其阴损的，不道德的。“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这无疑是中国农民极为典型的报复策略，通过辱骂别人的祖先而能痛快地发泄内心的愤恨，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心理平衡。阿Q 的这些言语中无不透露出祖先崇拜文化对中国国民文化心态的深刻影响，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在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之后，阿Q“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 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的深刻内涵，在此时，家族的整体利益和荣光已处于阿Q思想的第一位， 而现实生活中所遭受“本家”的压迫和屈辱已退居次席了。在这里，鲁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正是在祖先这个温情脉脉的面纱掩饰下，不同阶层之间的利害冲突得到了协调，矛盾得到了遮盖，人们思想的关注点得到了转移，祖先崇拜便成为了一种调节人们精神趋向均衡与和谐的思想资源。 对祖先的崇拜之情在现实生活中便具体表现为对老者的崇拜，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老者本位”意识，中国民众的这一文化心态在鲁迅的小说中也得到生动反映。在鲁迅的笔下出现了大量的老者形象，七大人、赵太爷、花白胡子等，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保守、迂腐、死气沉沉，既是社会的政治、思想权威，又是旧历史的残余之物。这些人物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祖先崇拜盛行的社会中，老者是祭祀祖先的主祭者，只有他能够领会祖先的神秘存在，他的意志就代表了祖先的意志，因此家族中的老者便成为后辈们师法的对象，而备受推崇。老人成为一个家庭、家族中绝对的精神权威，年龄本身也变成了力量与地位的象征，年龄愈大就愈受尊敬。在如何对付要熄灭长明灯的疯子时，鲁迅写道：“这事件的中枢，不久就凑在四爷的客厅上了。坐在首座上的年高德韶的郭老娃，脸上已经皱得如风干的香橙，还要用手捋着下颏上的白胡须，似乎想将他们拔下”。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老者世界，是古老中国社会运行体制的缩影。它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普通中国民众，如阔头等对老者的崇拜敬畏心理，也以绝妙的笔调嘲讽了作为社会意志体现者的老者——郭老娃，他的威权来自象征着高龄，也代表着地位的脸皮和胡须。他对自己胡须的陶醉式的、近乎是下意识的欣赏深刻表明了老者崇拜思想已深入到人们骨髓，成为人们，特别是老者所极力维护的准则，任何违反这种准则的举动必将受到毫不留情的惩罚，即使连“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也绝不允许被踏上一脚。这种老贵长尊的思想犹如一扇沉重的闸门压制着幼者，使他们只能处于被裁决、被玩弄，甚至于“被吃”的惨境。狂人的“救救孩子”无疑是传统思想文化剧变时的第一声呐喊，以其崭新的时代意识标志着新生一代的觉醒。然而，鲁迅同时又清醒地看到，对这种老者本位思想进行价值转换面临巨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不仅来自社会外部的压力，更来自温情脉脉的长者们。“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切都那么不易觉察，不易发现，严酷的现实使得“救救孩子”这一时代主题变得异常沉重而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