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的鲁迅研究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一研究领域始终充满着各种思想观点的矛盾乃至斗争，从来都没有平静过。如何总结长期以来鲁迅研究的历史，开辟鲁迅研究的新前景，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研究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王富仁先生在1994年《鲁迅研究月刊》上连续发表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计十一篇）从新的时代高度和宽阔的文化背景上全面、深入地梳理并剖析了鲁迅研究的历史，并对今后的鲁迅研究作了预测。这是鲁迅研究的再研究课题中取得的突出成果。 王富仁把迄今为止的鲁迅研究划分为四个时期：从开始到1927年为第一个时期；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为第三个时期；从“文革”结束至今为第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的鲁迅研究都有各自的成就和突破、失误和局限，王富仁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对这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他对这四个时期鲁迅研究的系统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每个时期的鲁迅研究都有一些派别明显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儒学的影响贯穿了整个鲁迅研究的历史。当然，这并不是王富仁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他的重点分析所在。本文只是试图对王富仁的系列论文作这样一种解读，并按照他的分期顺序对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无疑是最占有支配地位和主导地位的。由孔子集大成的儒家学说在二千多年来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控制、主宰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和命运，儒学文化因子已经深深地铸入国民的深层心理结构，成为支配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潜在意识契机。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根本革新，但是，思想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整个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中儒家文化因子的隐性传承也无法从根本上割断。它依旧支配着20世纪人们的心理和灵魂。这其中当然包括相当的一部分鲁迅研究者，他们在研究这位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正统儒学的思想家时，自身却往往陷入儒学的阴影之中，虽然不少研究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有的研究者甚至还高举着反传统、批孔子的旗号、贴着新思想的标签，骨子里却是认真地贯彻了正统儒学的宗旨。从某种程度上说，儒学的阴影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地给各阶段的鲁迅研究带来了思维上的局限和理论上的迷误。 （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使鲁迅研究无法上升到研究的高度。 “文学研究、思想研究是对文学作品或某种思想学说的内涵与外延的阐发，因而传统的个人道德的赞扬和否定都不可能上升到研究的高度”〔1〕。 而鲁迅研究中第一个时期以陈西滢为代表的对立派和第二个时期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在进行鲁迅研究时都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中，对鲁迅及其杂文作出了歪曲的评价，进而走向了对鲁迅及其杂文的根本否定。 以正统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伦理与政治相结合，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它把调整封建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作为衡量人的唯一的、最高的和固定不变的价值标准，人的善恶美丑完全是以其行为是否符合这种规范为主要尺度的”〔2〕。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伦理道德的统治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封建王朝可以更迭，而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体的伦理体系却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始终，而封建伦理道德的总基础和总纽带是等级观念，它是以承认社会人的不平等权利为前提的。鲁迅引证《左传》中“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级排列，认为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上由至高无上的皇帝一统天下，形成一个宝塔形的巨大网络，“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3〕。 他激愤地指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弟， 还是依赖祖宗”〔4〕，“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厉害”〔5〕。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等级观念， 鲁迅是向来痛恨并给予无情批判的。因此，要求实现社会平等，一直是鲁迅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陈西滢和梁实秋等人却与鲁迅持着相反的态度。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北京学生始终未曾超越民主体制下法律的许可而表达自己的社会要求和意志，相反倒是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北洋军阀政府超越了法律许可的范围，用暴力镇压了和平请愿的学生”〔6〕。而陈西滢却沿袭了传统儒家的态度， 认为学生无权反抗学校和国家，而学校和国家则理应约束学生。按他的思维方式，胜利属于有权有势者，支持无权无势的学生争取自由的鲁迅自然也要在道德上受到否定。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是直接学习西方新思想文化学说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世界新文化学说是最有发言权的。然而，当他们带着新思想文化学说回到自己的国土时，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中的旧思想、旧意识又像幽灵一般缠绕着他们。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核心是文化精英意识，认为整个社会就是由他们这些少数的聪明而又有文化教养的人和广大的愚笨而没有文化教养的人组成的，梁实秋就侈谈“聪明绝顶的人”和“蠢笨如牛的人”，反对“男女平等”、赞同“贤妻良母”式的教育，这显然贴紧了儒家伦理思想和等级观念。他们的社会理想是求安定、讲秩序，反对广大群众由于经济政治压迫而进行的反抗斗争，这显然又暗合了传统封建专制主义“不撄”的理想。这样，“他们接受的新文化反而带上了严重的旧文化性质，他们在西方接受的文化教养反而有了鲜明的传统文化特征，最新的反而成了最旧的，最先进的反而成了最保守的”〔7〕。 难怪鲁迅要感叹：“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8〕。在这种情况下， 具有保守主义本质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对要求实现社会平等和建立现代社会观念的鲁迅的态度自然是否定无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