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激起过阵阵轰动效应的诗歌、小说、戏剧相对沉寂下来，一直无声无息地与之同步发展的散文忽然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不仅许多已在诗歌、小说、戏剧、理论甚至管理、科技等领域已奠定地位的主体趋向散文创作，而且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物也纷纷涉笔散文，加之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如报刊、非纯文学杂志等出于版幅需求的推波助澜，从而使散文热成为本世纪末中国文坛一大景观。然而，作者、作品众多，堪称大作、力作者较少，间或有一些“最强音”（丹纳语）喊出，旋即被淹没在一片大众化喧嚣之中。对此已有不少评论家、作家表示忧虑，开始关注散文的“热”与“冷”，并提出“走向大散文”、“散文精品化”等主张。笔者同意上述论者的识见，这里拟就这股“散文热”来龙去脉的梳理，谈谈我们对这股“散文热”的认识，以及对建构大散文的几种理解。 一 散文热中的散文观 散文是什么？从极其宽泛的意义上看，散文应该是人类情感表达的一种形式。然而，仅就中国而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出于不同的功利要求，赋予它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人们强调“载道”与“言志”，因而散文要么“代圣人立言”，要么表达个人的志向、情怀。表面看来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分野：前者侧重群体意识，后者侧重个体性灵。其实，在古典主体那里，即便是极其个性化的言志抒怀，亦非现代意义上的张扬个性，并没有摆脱儒道互补的心理结构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理论构架。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唐人小品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明末小品也“有不平、有讥讽、有攻击、有破坏”（《小品文的危机》）。所以这些古典主体的所谓言志，谈微知著，指向的依然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大道理、大情感，是别一种形式的“载道”。在现代，腥风血雨与启蒙救亡的现实决定了散文曾经一度成为“匕首”、“投枪”，成为民族斗争与呐喊的武器，其所取得的成就甚至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以后就来了“小摆设”（鲁迅语）。值得注意的是，“小摆设”也是一种散文观，是将散文作为逃避现实、愉情适性、显示风雅的一种生存与写作策略。周作人的闲适文体与梁实秋的雅舍系列即是这类散文的典范。建国初17年，政治压倒一切，散文亦随之变为“文学的轻骑兵”，即强调散文应迅速及时地报道各条战线涌现的新人新事。显然散文的功能某种程度上已等同于新闻报道，沦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类散文的主体自我常处于贬抑状态，突出的是一种既定的集体意识。1976年，10年文革结束后，散文一方面曾沿着17年所形成的传统作短暂滑行，如1976—1979年间的散文，从冰心《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巴金《望着总理的遗像》、刘白羽《巍巍太行山》、顾寄南《黄桥烧饼》、毛岸青、邵华《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到峻青《哭卢芒》、丁宁《幽燕诗魂》、巴金《怀念肖珊》、楼适夷《痛悼傅雷》、何为《园林城中一个小庭园》等，其描述对象基本上集中在老一辈革命家与知识分子两类人身上，注重的是一种外在现实报道与群体情感表露；但在另一方面，一批富有革新精神的主体，逐渐将视角集中到个体内宇宙，侧重自我表现与心灵剖析，产生出一批浸润着主体独立思考、多元价值取向的佳作，被誉为“一部讲真话大书”的巴金《随想录》可谓此阶段散文观念悄然嬗变的重要标识。 如果说迄今为止散文领域的创作主体基本上还是以职业文人为主，那么从80年代初始，散文主体构成渐趋复杂。其中有纯粹职业散文家如刘白羽、赵丽宏等，有从小说、诗歌、理论等转过来的作家、学者如刘心武、张承志、余秋雨等，有政府官员、科技工作者偶一为之，如惠裕宇（原江苏省省长）、杨振宁，此外则是一大批原本属于读者阶层或受众对象的普通职业者如工人、机关职员、士兵、中小学教师、青年学生等大规模介入，从而使原本难于宏观把握的散文园地更加良莠难辨，闹热繁杂。 应当肯定，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原本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阶层的广泛参与，显示的是本世纪末中华民族素质的普遍提高，是一个社会个性解放、人本意识普遍觉醒的重要表征。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这股散文热传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散文观念？ 考察近年来的散文文本，我们发现这批文本在基本上回避社会集体意识，突出主体自我的前提下，艺术焦点主要集中在：一、述说个人志趣。如谈吸烟、饮茶、喝酒、养花、买书、旅游、下棋、收藏，谈起居习惯、穿着打扮等，其中不乏精品，如陆文夫《酒话》、汪曾祺《故乡的食物》等。但绝大部分属于缺乏个性力度的平庸之作，或模仿明人小品，周作人、梁实秋等名士、绅士或文人所确立的灰色话语系统的描述。二、袒露心灵秘密。如果说述说个人旨趣与传统散文主体在这方面的经营大致相似，全方位、大面积地进入当代主体心灵、披露其内在的种种或强烈或细微的反应，则是当今散文创作整体上与以往文本的相异点。其中有中老年作家回首当年，展示心路历程的，如孙犁《青春余梦》与李天芳《打碗碗花》，前者带着老年的淡淡忧伤追忆了自己作为一个平凡的乡村知识分子融入时代大潮的心理变迁，同样的表述在萧乾、柯灵、汪曾祺等老作家那里亦时有所见；后者讲述的是新中国头脑单纯的青年如何一次次突破僵化的教条走向个体的自觉与智慧的成熟；有中青年作家抒写置身于当代现实所体验的种种痛苦、烦恼、愤怒与欢乐的，如田野《离合悲欢的三天》、斯妤《冥想黄昏》、韩小蕙《有话对你说》、王英琦《河，就是海？》等。这些文本都显示了作者要把个体经验向社会群体倾诉的渴望，以及寻求对话的焦灼。此外，则是一大批主体身处社会转型期在科技成就与商品经济大潮双重夹击下的若干点滴感受。无论电脑、电话走进家庭，抑或人到中年重学外语、生活琐事中碰到麻烦某一陌生人援手相助等，均会在主体意识屏幕上留下印痕且行之成文。今天充斥在各类报刊杂志上的大都是这类东西，因缺乏深层次掘进与概括而显得浅薄与零乱，从而流为某种心理新闻，即可以与同时刊载的各类社会新闻作同类观，构成当代大众传播之中的一种方式或一个侧面。三、展示人生轨迹。如果说袒露心灵秘密侧重关注的是当代主体内心世界，描摹、追踪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所划下的道道轨迹所构成的人间万象及其所蕴蓄的种种况味，则是当代散文另一重要趋向。譬如杨绛《干校六记》、丁玲《牛棚小品》、苏叶《总是难忘》、朱晒之《童心的谜》、赵翼如《男人的感情》、蒋丽萍《奶奶的小把戏》等，其记人叙事无论写自我或写与自我有过实际或精神交往的他人，传达的均是主体在人生途中的雪泥鸿爪。基于此，有些论者将这股“散文热”索性界定为“人生热”（参见佘树森《中国当代散文研究》，P93）。平心而论，此表述已相当接近当代散文观念之内核，但仍显粗疏，如将上述三方面内容综合起来考察并作进一步概括，关于这股散文热所传达的散文观念的定位问题将更为全面、明晰。笔者认为，就现阶段参与并推动“散文热”的绝大部分散文实践而言，散文是对个体生命形态的一种实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