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是怎样“热”起来的 在新时期文学中，比起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来，长篇小说创作的崛起与繁荣比较迟缓一些，但是，应该说，八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九十年代的“长篇热”做了积极的准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数量上来看，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概每年有三百多部的长篇小说问世。从质量上看，于1982年冬至1991年春的三届“矛盾文学奖”评出了16部获奖作品，此外，包括已进入初选范围的50部作品和一些“遗珠”，这期间大概产生了近百部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少见或仅见的。再从作品的题材选取与开掘，作家艺术探索尤其是长篇文体创作等方面来看，也都初露端倪。 1993年，陕西几位作家推出了几部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新作，文学评论界又把1993年称之为“长篇年”。从此，长篇小说倍受关注，于是也就“热”了起来。尤其是1995年之后，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抓好文学创作中的“三大件”，即长篇小说、儿童文学和影视文学的创作，而长篇小说则为“三大件”之首。于是，层层抓长篇，长篇小说创作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也成了文学创作的“重中之重”。“长篇热”于是成了九十年代文坛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据统计，1995年长篇小说的出版（发表）量大约在700余部，1996年突破800部，1997年预计逼进1000部。这样的数量确为近百年文学史上所仅见。其间，一批贴近生活、反映时代风采的作品和艺术上有新的探索新的创造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一度相当冷清的长篇小说评论阵地也热闹起来，长篇小说的作品研讨会似乎也成了文坛的热闹之所和各报刊的新闻来源之一。这大概就是“长篇热”的一些表现。 形成这种“长篇热”的原因，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过八十年代的积累，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有了较好的艺术准备；而一批中青年的实力派作家，在中、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一定的成就后，往往也转向长篇小说创作。如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刘震云、余华、史铁生、毕淑敏、林白、陈染、周大新、王安忆、周梅森、叶兆言、苏童、范小青、李锐、钟道新、张平、张宏森、张炜、赵德发、韩少功、陶少鸿、张抗抗、赵玫、铁凝、迟子建、刘醒龙、邓一光等等，都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开始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的，或者说，他们大都是于八十年代在中短篇创作上积累了艺术经验，而在九十年代写出他们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的。 其次，是来自社会的客观原因种种，而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总书记的倡导。一时间，千军万马涌向长篇小说园地，成了本世纪末文坛的一大奇观。 再次，图书市场的制约与驱动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从发行看，长篇小说往往比中短篇小说集的销路好。九十年代初，有几部被炒热的长篇小说创造了发行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纪录，可以说仅次于一些被炒得很“火”的明星自传，于是大大刺激了出版界和作家，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在这方面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成套的丛书销路好，另一方面，是长篇小说与影视作品“套种”，即先编成电视连续剧，再改成长篇小说；或先写成长篇小说，再由作家改成影视作品，这种“套种”的结果往往扩大了长篇小说的影响。 最后，从客观原因看，广大读者对长篇小说的喜爱也是形成“长篇热”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小说选刊》杂志社事业部1997年读者调查报告《正在崛起的长篇》一文所提供的材料表明，目前年产八百部左右的长篇小说还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无论是出于满足自身的文学欣赏需求，还是为了了解生活，抑或是为了借助作品蕴含的哲理来辅助自己的思考，广大读者已把阅读长篇小说作为生活中扩大眼界、认识生活和进行高层次审美活动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这对于促进长篇小说创作，使长篇“热”起来，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评价 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确是“热”起来了，对此，人们已经取得了共识。问题是，长篇小说的艺术质量究竟怎么样，长篇小说创作是否真正繁荣起来了，这才是人们更为关切的焦点。 我以为，评价一个时期的一种文学现象，固然需要看这一时期是否出现了大家和大作品，同时也应观察这一时期某种文学体裁创作的总体发展趋势。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那么在观察和评价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时，以下几个方面是应该首先注意到的。 首先，现实品格的增强，也就是当代性的强化，是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值得注意的趋势。唯其为此，它才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关注并引起他们的共鸣。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批贴近生活，在较深层次上反映了当代改革进程和社会生活的，并具有较强时代精神的作品。诸如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以及他最近推出的反映股市风云的新作《天下财富》，尤其是《人间正道》中塑造的那位临危受命一身正气的市委书记吴明雄和热心于跑官打小算盘的市委副书记肖道清以及市委一批性格鲜明的领导干部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张宏森的以一个大型工厂为背景描写九十年代车间生活，塑造普通工人形象的《车间主任》；张平的反映一座省会城市和一个大型企业中腐败与反腐败斗争、较好地塑造一个省会市市长李高成艺术形象的《抉择》；毕淑敏的描写一所戒毒医院里形形色色悲喜剧，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性，在艺术上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和创造的《红处方》；陶少鸿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比较深刻反映近百年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普通农民陶秉坤的艺术形象的《梦土》；周大新描述一个丝织世家在长达一个世纪里命运变迁的《有梦不觉夜长》、《格子网》、《消失的场景》三部曲等等，最近，海天出版社推出一套“世纪商潮长篇小说丛书”，其中首批推出的深圳青年作家黄梦妮的处女作《半岛狂响》和山西作家钟道新的《权力的界面》也都值得注意，《半岛狂响》写的是深圳蛇口半岛上的商界风云和中西文化的撞击，《权力的界面》描述的是首都高新技术产业中所发生的商界与政界以及知识界错综复杂的故事，两部作品都具有九十年代大都市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对改革事业别开生面的描写。这类贴近生活反映改革进程中复杂矛盾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作品，虽然有较强烈的时代精神，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往往存在着描写的生活比较表层化，艺术上比较粗糙的缺陷，或者说瑕疵，这大概都是由于作家们的生活素材缺乏必要的积淀且写得比较匆忙、在艺术上缺乏打磨之故，即以周梅森屡屡得奖反响颇为强烈的《人间正道》而言，这种缺陷或瑕疵就相当明显、也相当突出。比起这类近距离反映生活的作品来，陈忠实的《白鹿原》、王火的《战争与人》、王家斌的《百年海狼》等作品，反映的生活虽然有一定距离，但作品同样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性与当代性，而且对生活开掘较深，艺术上也打磨得较细，也就比较完美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