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创作在总体上佳作不多，在具体内容上则十分复杂，既有少数代表着时代正确方向的优秀作品，如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也有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政治纲领张目的《在严峻的日子里》（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丑化人民的悼念与反抗、美化对人民的镇压），以及《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初春的早晨》等政治方向错误的作品，表现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有的较接近历史，有的则用“文革”时流行的“路线斗争”理论来编排历史，与史实出入甚远。 形成“文革”时期小说创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和此前政治的、文化的、文艺的因素，起重要的决定作用。但是，当时小说创作队伍本身的因素，也值得充分注意。 一 “文革”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 文化前提是， 对“十七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5 月“文革”开始）文艺的彻底否定，将“十七年”文艺扣上了三顶大帽子：“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在思想文化上“彻底”的“大批判”的同时，在组织上强行解散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家组织及地方机构，将许多文艺工作者“大审查”，关进“牛棚”（没有法律根据的非法关押之所）、赶到农村“干校”（实为体力劳动惩罚的营地）乃至正式的监狱。许许多多的作家以及诗人、理论家遭受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没有人身权力，更难有创作权力，有的还失去了宝贵的生命。〔1〕 这时期的文学创作队伍，一个重要特征是，上一时期有许多（几乎是绝大多数）作家，失去了创作权力，被排除到创作队伍之外，形成了老作家以及中年作家的整体空缺。在这个前提下，文学创作队伍的素质不能不有致命的文化的文学的弱点。 同时，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包括文学）部门的领导权几乎一直被身居“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等人所把持，他们狂热地推行一整套背离社会主义、违背艺术规律的文艺路线和政策，力图将文艺绑上他们反革命政治的列车，让文艺（及文学）作品为他们的政治纲领服务，只要求作品合乎他们的政治标准，作品的艺术性在实践上难以达到并被放置于极次要的地位，这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也影响到小说创作队伍的构成。 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队伍，可以做以下大致的划分。 一、在“文革”前已发表过较有影响的作品，在这个时期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并获得“恩准”允许继续创作的。这类作家不多，但创作的作品影响很大，最有代表性的，当为浩然和黎汝清。浩然在“文革”前已发表了一些小说，特别以有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和适应阶级斗争形势主题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而引人注目。在“文革”中，有“八亿人民八个戏，一个作家”的戏说。尽管是戏说，也反映了百花零的文学情景。这一个作家，便是以《金光大道》驰名全国的浩然。浩然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发挥了其熟悉农村生活的特长，写出了表现合作化时期“路线斗争和道路斗争”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部、第二部，出版后在全国广为流行，成为当时的文学典范作品，同时还写出了表现当时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一担水》、《铁面无私》等；另一方面，还遵照“首长”江青之命，写出了为“四人帮”文艺路线所赞许，并被“文革”后评论界认为是给江青唱赞歌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浩然这位作家的独行文坛，主要是“文革”的大形势中江青文艺路线横行、彻底否定广大作家的结果，当然不能靠作家本人来承担历史责任。但是，又无可否认浩然对当时政治形势、文艺政策的主动适应，从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黎汝清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初版于1966年4 月（在“文革”中再版），是当时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佳作，今天看来当然会有明显的局限。但在“文革”之中，他一旦重新拿起笔来，并未在描绘现实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并未以当时的文艺政策作为自己创作的重点，而是继续从事在“文革”前已开始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长篇小说《万山红遍》是描绘红军时期艰苦斗争的作品，虽也有路线斗争的影子，受当时政治理论的影响，但毕竟不是直接为“四人帮”政治路线服务、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唱赞歌。两位作家的被允许创作，一是各有描写阶级斗争的前期作品，二是有其特别的身份。浩然是以农民作家而荣登“文革”的创作舞台，黎汝清则得益于部队作家的保护层，工农兵作家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合乎“四人帮”的文艺理论要求。虽同为被允许创作，但也有很大不同：浩然独领风骚若干年，还有不寻常的特殊地位。黎汝清则出来较晚，是在“四人帮”的文艺政策引起党中央领导的不满、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以后，文艺创作得以松动和复苏后才和其他作者开始出版作品的。 二、在“文革”前有过文学习作练习，或者有作品发表，或者没有作品发表，但对文学孜孜以求的。在这类作家中，公开发表作品的，有蒋子龙、张抗抗等，以手抄本流行的有张扬等。蒋子龙的第一篇小说《新站长》发表在1965年，〔2 〕在“文革”中他创作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堪称这一时期小说中最有浓彩的作品之一。虽然它免不了染有当时的时代痕迹，但毕竟有着作者从生活出发的切身感受，表现了人民要求由乱到治的心理。张抗抗在“文革”前的中小学时代，便多次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作品，〔3 〕她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分界线》，是知青作家表现知青生活的重要作品。尽管这部以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来组织小说主题的作品，不大可能有更多值得肯定的成分，但由于是一位知识青年来创作的在当时人们的精神殿堂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长篇小说，对唤起千万青年的文学梦，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小说创作也使她“找到了自我肯定的方式和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4 〕编辑的帮助也总会给后来成为作家的张抗抗，打上“十七年”文化及真正属于文学的一些印记。张扬是“文革”中最有影响的文学手抄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他在“文革”前读中学时，便开始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在1963、1964年分别写出了两稿，在“文革”中他不满“四人帮”的政治、文艺，又针对“四人帮”的反动本质，对作品三易原稿，第五稿在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中广为传抄〔5〕， 成为“文革”文学中的精彩篇章。从具体的文本而言，也许经不起不用太为严格（更不用说深刻）的评析，但从文学历史过程来说，它的创作和流行，表现了青年人对纯正的（而不是空洞的、实惠的）文学的渴求，人民对“四人帮”强力的法西斯文化禁锢的反抗，的确是石破天惊，应在文学史上大写一笔。这一类作家的人数仍不能算多，他们的创作有些还成为对当时形势的主动适应，多数人文学成就不高，却是对“新时期”文学的创作队伍的一种特殊准备。 三、第三类是以前从未写过文艺作品，在“文革”中开始创作，来自工业、农业、部队基层的大批作者。〔6 〕打开“文革”时期的诗歌小说集，这类作者占有最大的比重，写过两篇以上作品的作者如凤毛麟角，基本上是本无艺术创作的准备和冲动，在领导的安排下匆忙上阵，象写批判稿件一样完成一篇的写作任务，绝大多数便从此不再写作了（即便是自己写作出来，没有一定组织的参与，零散投稿多半不会成功）。集子不再出版，没有了上级任务，便和文学告别。“处女作”成为这类作者的创作特征，也成为“文革”小说的一种重要文学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