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最早使用“传记文学”概念的，是现代著名学者胡适。1914年9月，胡适在日记中，就传记文学的体例、特点诸问题， 作了简要的论述。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意味着传记对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的疏离，而进入到文学的殿堂。从此，现代传记创作开始纳入到文学的范畴里来。 一 在西方国家，社会名流撰写自传或回忆录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而自传早已成为文学领域内一个极为发达的门类。但在中国，除一些以述志抒怀为主的短篇古代自传，却一直少人问津。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大解放，自传便成了知识分子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自古以来对自己私生活讳莫如深的中国文坛，一改不直接谈自己的习惯，开始大兴自传之风，一批以标举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作品争相涌现。如胡适的《四十自述》、郁达夫的《达夫自传》、郭沫若的《沫若自传》、庐隐的《庐隐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张资平的《资平自传》、许钦文的《钦文自传》、谢冰莹的《女兵自传》、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巴金的《片断的回忆》、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柳亚子的《五十七年》《八年回忆》、邹韬奋的《经历》等。甚至连日记、书信乃至情书等自传性作品也盛极一时，较有影响的有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庐隐、李唯建的《云鸥情书集》，章衣萍的《倚枕日记》，鲁迅与景宋的《两地书》以及徐志摩的《爱眉小札》等。显然，自传的蜂拥而出，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 这些作品，一方面处于“五四”大潮及“五四”影响下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在作自传的过程中，深受西方传记文学的熏染，尤其是法国伟大的平民思想家、文学家卢梭的自传《忏悔录》的影响。在《忏悔录》中，卢梭以惊世骇俗的大胆，真实地展现了“一个资产阶级个性的‘我’有时像天空一样纯净高远，有时却像阴沟一般肮脏污浊的全部内心生活”。这对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的中国作家无疑是一个启示。出于对传记的革命性的认识，中国现代传记作品也自然流露出强烈的自我表现的色彩来。 自我暴露。中国现代自传作者吸取了卢梭大胆暴露的勇气，把自己剥得精光，在自传中毫不保留地揭示自我，袒露自己外在和内在的全部真实。擅于作自叙传的郁达夫，无疑是这种精神倾向的代表。 郁达夫认为写传记应该是自己全人格的袒露，“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写来”，“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1 〕郁达夫的自传作品正是本于这种作传原则来进行创作的。郁达夫是出版日记的始作俑者，也是生前将自己日记发表得最多的一位。在《日记九种》中，郁达夫坦诚地记录了自己情感的变迁、心理的创痕、爱情的波折乃至行为的颓放。他甚至毫不掩饰地记录了许多在当时虽盛行、却不可提到桌面上，更不可公布在文学中的行为，如酗酒、吸鸦片、出入花柳巷等。可以说，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像他这样如此公开自己的私生活，把自己从内到外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公众面前。无怪乎后人称之为“中国的卢梭”。郁达夫的个性也决定了他最可能对自己人性恶的一面作真实的挖掘。他既自尊又自卑，极易冲动。然而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中国人际关系中，这种气质注定要遭到挫折和打击。当现实中有郁达夫从卢梭那儿得到启示，就很自然地选择了“自我暴露”作为向虚伪社会、虚伪人性作斗争的有力武器：“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2〕他的自我暴露的确具有巨大的攻击力，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通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对卢梭“自我暴露”和批判精神的吸取，使得郁达夫的自传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熠熠闪光。 自我张扬。和卢梭一样，“五四”后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力求形成一种迥异于传统的崭新人格：即独立自主、强调个性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人格。与这一追求相适应，不少自传作者塑造了个性鲜明、独立不羁的自我形象。这类倾向的代表当属郭沫若。 郭沫若在不同时期陆续写下的百万字的《沫若自传》，它的最大长处在于充分展示了传记的个性气质，塑造了具体的、不可替代的自我形象：重情感甚于理性、易兴奋也易消沉、热情敏感而略显脆弱的扩张型天才知识分子。最能使郭沫若自我形象呼之欲出的是他的自信气质。他申称：“在这部书里面具体地指出了一个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应该走的路。”〔3 〕郭沫若的毫不自谦让人耳目一新，“然而浮夸骄傲，我觉得，比沉着谦恭倒要好一点，我们的东方文化就是过于沉着谦恭了”。〔4〕郭沫若是不愿做凡夫俗子的， 他信奉英雄主义甚至是理想主义，他看重天才，渴望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天才性人物。这种追求完美的特点在自传中得到传神的表现。郭沫若另一重要性格，乃叛逆精神：对旧式教育制度的反叛表现为逃学、喝酒、打架、罢课，对旧式婚姻的反抗是出走，并毅然与安娜恋爱、同居，1915年后的叛逆精神则表现为强烈的爱国热情……。郭沫若在自传中尽情张扬自己的叛逆性格，从而使他的自传不仅清晰地实现了他那个“自我”，而且也对中国社会束缚个性的旧传统、旧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和批判。 当然，郭沫若的自我张扬与泛神论有密切的关系。他的“我即是神”的泛神论气魄，使他个性意识不仅要求确立自我、肯定自我，更带有自我扩张、自我崇拜的性质。泛神论使郭沫若不仅专注于自我的独特性，而且使他不满足于实实在在的自我，而把追求重心移到高于实我之上的那个理想自我，那个与社会、宇宙和自然合为一体的“大我”。在某种程度上言，郭沫若的崇拜自我，是崇拜那个神化了的我，而不是具体实在的我。这种倾向是郭沫若能够得心应手地继承卢梭的自我崇拜而在自我中将自己的个性张扬到极点的重要原因，也是郭沫若自传魅力的主要源泉。 自我剖析。卢梭善用人性原则对自己一生作深刻剖析。可以说，《忏悔录》精细的分析、深入的挖掘、无情的审视和严格的自责给中国现代作家以极大的心灵震颤。一部分人从它那里吸取了勇气，也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灵魂思想进行审问评判。他们在自传中对自我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和无情的否定，以达到认识自己、净化自己，最终超越自己的目的。瞿秋白就是这一类自传作者中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