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的延伸，也是中国文学与世界上其他地域的文化相融合与渗透的结晶。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在一个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溶汇的时空背景中，互相渗透与融合，既有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积淀，又有时代风雷的积聚和浓郁的南洋本土色彩。今天，当我们阅读那同样的方块字排列组合成的文学作品时，不禁会惊喜地发现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在异域文化情景中的嬗变和重建，以及与台港澳文学共同孕育于中华文化母体，彼此间联结着的坚韧的民族纽带。可见优厚的中华文化一旦与多姿多采的域外文化相结合，产生丰富的艺术营养，会哺育出光艳夺目的奇葩。 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注重实际人生，具有深厚的感时忧国意识。儒家素常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认为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应对社会、国家抱有一种使命感。中国历代有进取的文人士大夫屈原、杜甫、苏轼、范仲淹、辛弃疾等，莫不把个人的际遇与对国家的危亡和人民苦难的关心结合起来，在作品中反映现实人生。这种关注现实、感时忧国人文精神的积淀与承传，铸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心魄与灵魂，同时也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得以体现，经历了七十余年的精神历程，显示了有别于中国文学整体上的某种个性特征。 为了便于论述，我们从新加坡华文文学历史生成的社会背景与精神气候考察入手，暂把自从1919年发展至今的新加坡现代华文文学，按其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1919—1942）、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前的新马华文文学（1945—1965）、新加坡独立后的华文文学（1965—现在），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历史景观作一番粗略考察。 一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批评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强调种族、环境、时代对艺术生产的决定性影响，特别指出历史环境和时代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精神状态，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制约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新加坡华文文学历史生成的社会背景与精神气候做一番考察，以进一步探求中华人文精神的承续。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多民族聚居，其中华人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左右。华人社会的形成，可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劳工移民，他们在那原是荒无人烟、杂草树木丛生的荒凉之地，辛勤开垦、种植、开矿，创造出社会财富，后来循序渐进发展起来而形成华人社会。早期南来的华人通过办私塾，向下一代传授传统的华文知识。在清朝后期，孙中山等旧民主主义革命派在南洋一带活动，通过华文报纸传播华文种子，这对于中华母体文化在海外的承续和延伸，以及后来华文文学的生成，有着深切的影响。 真正给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产生与中华人文精神的承续，起了直接作用的，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张“反帝反封建”大旗，主张“写实的”“为人生的文学”，延续了关注现实、感时忧国的中华人文精神传统，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展示出文学必须和时代相结合、必须和人民大众结合的新的发展趋向，关心着被压迫和剥削者的悲惨生活及其反抗，把关注社会现实、感时忧国的中华人文精神高高托起。 在本世纪初，新加坡作为一个英国人统治的殖民地，华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根本享受不到应有的民主权利，传统的封建意识又很浓厚，当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涌向南洋时，很快就得到响应。1919年的《叻报》副刊《附张》和《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传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信息，并且陆续刊登白话文学作品。随后，《南风》和《星光》等五六十种马华新兴文艺刊物的出版，猛烈地抨击当时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呼唤南洋社会人们的觉醒，揭开了马华新兴文艺运动的序幕。自1919年发韧的新马华文文学，一开始就确立了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争取民主、独立与自由的时代主题，这不仅取决于当时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而且还与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马华文学创作队伍的形成过程中，不断有中国现代作家的加入。从1927年中国北伐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以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不断有中国作家南下，有的在短暂的居留后又回到中国，有的后来则成为本地作者。前后有许杰、吴天、金丁、铁抗、张楚琨、高云览、陈残云、郁达夫、胡愈之、巴人、张一倩、沈兹九、杨骚等，他们的文艺观点多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自身的文学素养与民族责任感等方面，都自然地以中国文化为认同对象，文学创作与思潮，也都直接带去了中国的影响，这都给马华新文学与中华人文精神之间的联系，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此外，随着中国作家的南下，1937年间兴起的抗战救亡文艺热潮，鲁迅、郭沫若、巴金、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风格，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马华文学的创作，使得中华母体文化及关注人的生存价值，探索人类命运的中华人文精神在新加坡得以承传与延续，从而也生成和延伸着兼具历史命运与南洋风情的本土形态。 二 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经历了萌芽、扩展、低潮与繁盛的历史进程。从萌芽期一开始，马华作家就在作品和理论上表现出关注社会现实，反抗殖民统治和抨击封建性文化现象的鲜明倾向。他们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边不断地吮吸着中国新文学的养分，一边又不断地扣紧着它脚下的社会现实，通过客观的叙述和描绘，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如“猪仔”的贩卖、店员、工人、人力车夫的悲惨生活，青年男女学生的反抗封建买卖婚姻，以及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充分体现了马华作家对于国家社会，对于平民百姓，付出最大而且真正的关心。由中国南来的文学青年谭云山等人主持的《星光》副刊，以改造社会思想为己任，猛烈抨击当时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代表了一种积极的反封建精神。陈桂芳的小说《人间地狱》，写一对社会上有地位的夫妇，干的是逼良为娼的罪恶勾当，揭露上流社会人物的假面具。1936年出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林参天的《浓烟》，描写当时侨校令人担忧的情形，既有南洋情调，又流露出作者关心民族教育问题，以及对于华文教育前景的忧患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