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回首 丁宗皓 余先生，您的诗歌与散文早为人们熟悉，但内地的广大读者对您的经历所知并不详尽，请您谈谈个人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情况、个人成长经历。 余光中 我1928年生于南京，父余超英，母孙秀君。 祖籍是福建永春。我父亲是闽南人，在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母亲是江苏人，江南对我深有影响，我舅家的人与我相当亲，我在感觉里也是一个江苏人。我没有兄弟姐妹，小时候一直很孤独。 抗战时期，我正在读中学，不久就开始流亡，在沦陷区逃难，最后到了四川重庆的乡下才安顿下来。我在四川一共呆了七年，直到抗战胜利。那七年里，我是听着嘉陵江水的涛声度过的，所以我们不是四川人，但我们讲四川话，那时，我开始写一点诗歌。 抗战胜利后，我于1947年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同年入金陵大学，后又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夏天，我正读厦门大学二年级，因战事关系到了香港，住了一年。在香港的一年里，没有书读，我很苦闷。在香港那种环境中失学，创作无与为继。一年以后到了台湾，进了台湾大学接着读书，这时我开始写作，一直到现在没有中断。 1950年起，也就是大学毕业后，我写诗越来越多，同时在大学教书。1958年我赴美读书，回台湾后在师范大学外文系教书。1964—1966、1969—1971，我又两度去美国教书，1974年我去了香港在那儿教学，一呆就是十年。 交流 丁宗皓 余先生，内地的读者对您的了解很晚，我们是从诗人流沙河先生所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上看到了您的名字并了解您的诗歌的，当时内地一下子被您以及另十一位诗人的作品震动了。当然您的诗更有魅力。那时我们所惊奇的是您那么深情地咏唱中国并带着让人迷醉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神韵，《乡愁》、《莲的联想》等诗为内地的许多诗作者打开了一扇门。那时是您最早与内地接触吗？ 余光中 1974—1985年有十年时间，我一直在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任教，后来转至中山大学中文系。我写的一些东西对我来说主要产地为台湾、香港、美国。我写的主题是对少年、童年时代的回忆，回忆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就是能让读者感怀的原由吧。1980年初我开始与流沙河交往，《台湾诗人十二家》于1983年出版，这期间我与流沙河通信。流沙河与我有十多年的接触，直到1996年我应四川大学之邀去讲学才见到他。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大陆的开放，很多作家、学者来过台湾，朱光潜来台湾时已是晚年，辛笛也来过的。台湾曾举办过一个四十年代作家研讨会，大陆上去了十余位作家。 1992年9月我回一次大陆， 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作学术交流的。1994年我去苏州大学，上海作家协会接待我，我见到了辛笛、柯灵与罗洛。这些人的名字早在三四十年代我就知道。1995年我曾回厦门大学参加母校的校庆。 这次来内地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从没有来过东北，这回见到了关外风光。 自己动手写 丁宗皓 余先生，您出生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中国交融的最壮阔的时期，您的青少年时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结出了丰硕成果的年代，请描述您是怎样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走上文学道路的。 余光中 我喜欢诗歌。在我少年所受的教育里，古典文学占了很大的比重。及至四十年代，我就开始看三十年代作家所写的作品，新月派对我的影响很大，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卞之琳等人的诗我已熟读。后来我又看“九叶”诗人的诗，了解了辛笛、汪静之、郑敏、袁可嘉、杜运燮等人的作品。他们的诗歌满优秀的。 四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同，四十年代充满了波动，前半期还在抗战，1945年二战结束后，内战又起。三十年代作家的那种机会四十年代的作家与诗人没有。因而，四十年代的作家与诗人没有什么大的名气。 新月派接受的是西洋的浪漫主义，四十年代是现实主义的时代，主张不要乱动感情，要探讨事物的本质与真理，这一点与浪漫主义不一样。 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没有很好的发展，像袁可嘉转而去搞研究了。四十年代很有潜力的诗人将这股诗风带到了台湾去，在五十年代发展成了现代诗。 我去台湾时，虽然只是一个青年，但诗歌传统已在心里，那时我二十二岁。我满幸运，如果没有这一段的经验，去早了，会不知好歹，不能判别，新诗的影响不够完整，我是看了何其芳、臧克家、卞之琳、冯至等人的好作品才与大陆脱节的。而台湾文坛那时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台湾不像大陆有那么多文学前辈，台湾没有前辈。而且年龄大的语言都在改变，日本统治时期学的是日文，这时语言上都青黄不接。 新诗的局限 丁宗皓 请问余先生，您早期在大陆开始诗歌写作的时候，由“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带来的文学成果已经相当丰富，您在您的诗歌选集的自序《先我而飞》中谈到那时您已知道白话诗最好能写到什么程度，显然，您已经看到了白话诗的局限。请您谈谈那时您对白话诗局限的认识。 余光中 我中学时爱中国古典文学，诗词尤其喜好。这使我投入新诗后，能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新诗，用大传统来鉴定新诗。 四十年代的新诗与二三十年代的诗歌不同，较之于后者的浪漫和写实，四十年代的新诗开始用更冷静的眼光看社会，语言运用上有了古典的节制。当时我认为冯至的十四行、何其芳早期的诗、辛笛的诗都是好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