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正以不可阻遏的脚步向我们走来。回眸这即将成为过去的有喜有忧的百年文学现代性进程，我们不难窥见在整个世纪文学大潮影响下通俗文学所经历的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精神轨迹。站在这样的时代转型的高度来考察金庸，我们对其武侠小说在现代性方面所作的贡献就会有一个更明晰、更准确的把握。众所周知，武侠小说在我国源远流长。即使撇开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以及他所标举的游侠精神不计，从唐传奇算起，迄今也有1200年的历史。它是最受国人欢迎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通俗文学。然而，延至晚近，随着统治阶级文化控制手段的进一步严酷以及其他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武侠小说中的“揄扬勇侠，赞美粗豪”（鲁迅语），追求适性自恣、狂放不羁的精神内涵逐渐萎顿，作品主人公也渐从啸傲江湖、替天行道的侠客英雄，堕落为依附王公巨卿们的“御猫”式奴才，丧失了个体意志与独立人格。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话来说，就是“终必为一大僚隶卒”。这一精神畸变，简单地用“奴才文学”来概括恐不尽妥当，但它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个性思想的严重缺失，也直接招致了武侠小说整体艺术质量的明显下滑。因此，如何在精神涵量上进行提升与重建，实际上就成了振兴武侠小说，使之与20世纪整个文学现代性进程保持大体同步相对应的关捩所在。 应该承认，对于上述问题，五四运动以来，不少武侠作家如王度庐、还珠楼主、梁羽生等也都有所洞识，并且顺应现代转型的历史潮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武侠小说的现代性尤其精神的现代性问题，根本上说是时代的产物，它绝不是某个或少数几个天才所能独立解决得了的。作为新武侠小说的杰出代表，金庸超越前辈与同辈的地方，正在于他在这方面作出了继往开来的、集大成的特殊贡献。他以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的时代精神为基点，充分吸纳传统和民间的丰富养分，用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武侠小说精神内涵的三个基本支撑点即侠客崇拜、技击崇拜以及由此而生的侠客情感理想模式崇拜作了全面的、富有创意的诠解，并对其中非现代的陈旧落后的文化思想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 一 若论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构建，最突出的表现，恐怕莫过于他对传统良暴二元对立命题所持的批判改造的艺术立场。 自古以来的武侠小说，都可千篇一律地纳入“除暴安良”的主题模式中。良暴对立冲突的先验设定与展示，乃是传统侠客崇拜的中心内容，事实上亦是一切武侠小说得以存在的心理基础。不过，同样是“除暴安良”，彼此的精神指向是大有区别的。唐时的武侠小说将“除暴安良”定位在为江湖行侠仗义，主人公一俟锄除人间不平事后即飘然远去，“深藏身与名”；清代侠义小说却把“除暴安良”的立足点移向了朝廷，侠客如黄天霸、展昭之类的侠举，有时似专为统治者的封赐而作。民国后的作家，由于受民主观念的熏陶影响，其“除暴安良”又复由将价值取向从朝廷下移至江湖。这样做不只是撇开了一个清官来“总领一切豪俊”，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侠客做人济世的尊严、责任以及武侠小说自由不拘、至情至性的精神本质。金庸的“除暴安良”显然属于后者。所不同的是，他更注重将侠客之救民于水火与国家民族的兴亡动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并不斤斤计较于个人复仇与江湖争霸。这一点，在《神雕侠侣》中可见，金庸借郭靖教导义侄杨过的一番大义凛然的话，就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他的作品，除少数的《侠客行》、《白马啸西风》外，竭心尽智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意向。“除暴安良”往往有两种视角：一种是民间的视角，人民作为个体无力抗暴，于是希望有侠客出来为民除害，伸张正义；一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统治者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也不能容忍恶势力过于放纵，于是也就有了为国除害的问题。金庸的“除暴安良”则立足于民本立场而又有所超越，它已融入了知识分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对千百年来人民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有着真挚的同情之心，所以较之一般的现代武侠小说不仅显得境界开阔，在主题思想的表达上也更细腻曲折而富有意趣。 但这仅仅是金庸小说“除暴安良”所表现的一个方面。更为难能可贵的，还是它内中寓含的那份执着的个性、独立的思想。金庸并不因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责任而漠视个体的价值。比如说杨过吧，他在描写这个多少有些类型化的“神雕大侠”的同时，始终没忘记他身上自幼培养的愤世独立甚至有些过分自我的心理因子：“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加倍地对他不好”。这种个性使杨过后来欺师叛祖地做了古墓派传人，并公然对抗礼教大防，娶师父小龙女为妻等等。对这些，金庸在小说中不但浓墨重彩地加以展现，而且在字里行间热情地赋予了自己的同情与尊敬。不仅是杨过，其他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等等，几乎金庸笔下所有的大侠包括不顾一切为国效力的郭靖在内，他们个个都以铲暴除奸、拯世济难为己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甚至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全然无恤：这种精神意蕴既是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所使然，同时更是他们独立人格和率真天性的自然流露。而在小说中写出了这一点，凸显“除暴安良”命题与弘扬武侠小说固有的自由不羁精神便达到了完满的一致。个人主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是个老话题，古往今来说法多矣。理想地说，它们彼此不应是单向度的，而应在双向互动的交融中求得统一。金庸对此所表现出来的“人，总是既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要保持独立的人格，两方面都不可偏废”（严家炎）的思想，正是从这一种理想的角度，反映了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因此，这就使其作品中有关“除暴安良”的描写在本质底蕴的先进性上较之一般雅文学虽慢半拍，但却与整个20世纪的时代主潮基本保持了一种“随大流”的状态，成为中国文学现代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这样说是建立在武侠小说作者对“除暴安良”类型化母题认同赞肯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也是绝大多数武侠小说包括金庸前期武侠小说创作的基本前提。至于良暴观念本身的思想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囿于文体的限制，似乎就无人细究，也不敢细究了。而金庸却根据对历史和现实认识理解的深化，从《倚天屠龙记》开始，表现出了对这个传统古老命题的深刻质疑：虚拟的“除暴安良”命题虽然为武侠小说所不可避免，但从历史真实和人性本质上看，又毕竟过于原始朴拙。为此，他一反传统作法，对传统良暴观念重新作了阐释诠解。他不仅描写世俗视为“暴”的江湖邪教黑道并非铁板一块，照样存在着一心向善的正人君子，而且也揭示所谓的名门正派中亦错综复杂，内中不乏有很多小人和坏人等问题。愈到后期，他的这种创作意向表现得就愈明显，他几乎是毫不留情地将各名门正派为传统权力话语系统所遮蔽了的丑恶纤毫毕现地暴露给人们看：如《天龙八部》中诡计多端、野心勃勃的全冠清；《连城诀》中卑鄙无耻、龌龊下流的花铁干；《笑傲江湖》中阴险毒辣、流氓无赖的岳不群、左冷禅等。如此全面地打破正邪、良暴壁垒，将正邪人物、良暴人物无情地置于一个平等的道德水平线即以人性的标准对他们进行公平的审视，并对传统“正邪之分”、“良暴斗争”神话极尽贬嘲反讽之能事，这在武侠小说创作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它表明了作者对人性本质和人的异化现象的洞察和理解，也反映了作者在良暴问题上超越传统壁垒的开放情怀。但看淡了良暴、正邪之争，不等于无是非善恶。在改定本《射雕英雄传》的结尾，郭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这话其实是金庸的心曲流露。冲破狭隘的民族、地域观念，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此一现代人文的民本观念，就是金庸后期考察问题的最高是非准则。也正是基于此，尽管他看到了良暴判断的复杂，却还是大胆地进行了“反武侠”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赋予了这一两极对立的传统命题以难得的艺术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