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普天同庆、香港回归的大喜日子里，我们来回顾一下香港文学的发展概况，展望一番未来的前景，该是一桩十分有意义的事情。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香港文学的了解，往往有着不少的差错和误解，在此，我也想借本文作一些必要的澄清与辩正。为行文之便，我干脆提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解答，从中，试图简略勾勒出一幅香港文学全景图来，供大家鉴识。 （一） “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没有文学”。这一粗暴武断的评判，在内地不少文化圈子里一直流传着，它先入为主地严重地影响到人们对于香港文学的认识和研究。香港果真如此吗？还是以史为证： 香港地处珠江口外侧，包括香港本岛及九龙、新界，共1095平方公里，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据最新考古发现，香港已有4 亿年地质历史，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中国人在香港生活和开发的史实记载。 1842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前，香港虽然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可也已有些旧体文言诗文出现，香港新文学诞生的标志，可以定为1928年“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伴侣》杂志的创刊。它虽比内地五四新文化运动晚了近十年，很明显地仍是受到五四运动的冲击和影响。1927年，鲁迅应邀在香港发表了两场演说，一为《老调子已经唱完》，一是《无声的中国》，这无疑是对香港旧文化起了一个催枯拉朽的作用，香港新文学从此逐渐发展起来。 三、四十年代可说是香港文学的开拓发展期。这二十年，尽管经历了抗日战争（香港曾被占领三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但由于香港的特殊环境和广大作家们的勤奋努力，香港文学日见成熟，并取得相当可喜的成就。 《伴侣》这只燕子只飞了一年，但却带动了《铁马》、《岛上》、《小齿轮》、《今日诗歌》、《红豆》、《春雷半月刊》等一批更具新气息、新思想的文艺刊物出现。当时颇有影响的新文学开拓者有张稚庐、黄天石、谢晨光、侣伦、张吻冰、岑卓云、刘火子、李育中、陈育灵等。平可（岑卓云）的《山长水远》首次将香港工商界各色人等的升降沉浮写进长篇小说，颇有醒世骇俗之效，且又有浓郁的香港都市风味特色，是部很有份量的作品。此外，老一代本土作家舒巷城、夏易等也有不少佳作问世。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侣伦的《穷巷》和黄谷柳的《虾球传》这两部长篇小说。它们被誉为当时香港文学的“双璧”。 侣伦被称为“香港文学拓荒者”，在香港新文学史上，劳绩最大，成果最丰，尚无人出其右者。他原名李霖，1911年出生于香港九龙。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做过政治宣传工作，后回香港，便一直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生涯达60年之久，1988年病逝。他创作甚丰，长篇有《恋曲三重奏》、《欲曙天》、《特殊家宝》等，中短篇集有《三颗心的男子》、《都市风尘》、《佳期》、《寒土之秋》等，散文集有《红茶》、《无名草》、《落花》、《紫色的感情》、《向水屋笔语》等。 他的代表作，也是香港文学史上一部“丰碑”式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穷巷》。小说写了穷巷里一群小市民的穷困生活和悲苦命运。他们有靠爬格子卖文为生的穷作家，有穷愁潦倒的教书匠，有孤苦伶仃沦落风尘的弱女子，有流落街头巷尾的收买破烂者。他们素昧平生，可同病相怜，共同命运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穷家”。小说歌颂了社会底层平民百姓的善良、真诚、友爱和不屈的奋斗精神，也批判了形形色色势利小人的自私与凶残的可恶本性。作品成了战时战后香港社会的一个真实缩影，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本质矛盾。作品构思精巧、情节环环相扣，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还能注意内心世界的刻画，可谓难得的文学珍品。 黄谷柳的《虾球传》，写了流浪少年虾球闯荡江湖，从一名黑社会的“马仔”，历尽艰险，逐渐醒悟，最后成长为一名革命的游击队员的故事。作品人物真实可信，没有脸谱化和标签化的痕迹，充分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虾球成长的曲折道路，黑社会坏蛋鳄鱼头在某些地方所流露出的残存人性，都深刻地显示出人性的矛盾多面。作品的地方色彩十分浓烈，正如茅盾所评，它“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夏衍还认为，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写广大市民生活，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三、四十年代还曾出现过内地作家两次大批南下香港的特殊情况。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土大片沦陷，唯香港在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尚属一块净土，大批内地作家逃亡至此；一次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许多左翼作家为躲国民党的迫害，暂避于此。这两批南下作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成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现象。只需看看这数以百计的南下作家中的部分名单，就知其影响和意义了：许地山、肖红、曹聚仁、叶灵凤等，他们长期定居下来，直到走完生命旅程；茅盾、夏衍、戴望舒、肖乾、杨刚等，他们定居相当长时间，并且创作了很有影响的作品；此外还有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胡风、徐迟、端木蕻良、周而复、欧阳予倩、施蛰存、林默涵、杜埃、陈残云、袁水柏、戈宝权、郁风、楼适夷、叶君健、骆宾基、吴祖光等等，他们常来常往，活跃于香港文坛。这一大批著名作家一起加盟香港文坛，无疑对于繁荣香港文学创作，提升文学品味，推动新文学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茅盾的《腐蚀》、肖红的《呼兰河传》、许地山的《玉官》以及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臂》等一系列诗篇，都是这段时间在香港创作的。这些作品，都可称作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类拢萃的杰作。”（《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