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壮大的民族艺术形式，表现出越来越具有其独立自足性的独特的文体特征和“基本叙事语法。”它一方面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注重夸张、想象、写意、传神的艺术精神，另一方面又融合了西方小说中优秀的叙述技巧和结构原则。不过总体说来，武侠小说仍然是民族化的、大众化的、古典化的。而“五四”以来，随着知识精英对西方文化的不断吸收，再加上政治方面的原因，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度被视为至高无上的艺术标准。这种心理定势不但使大陆武侠小说的创作出现断层，而且使评论界对武侠小说的接受产生了一定的解读障碍。陈平原先生作为武侠小说的著名研究者，也承认自己初读时“没读出门道”，后来陆续翻阅，“居然慢慢品出点味道来。”这说明对武侠小说的“解读密码”，同样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19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严厉地批评雨果的“杜撰”和“梦呓”，“是常识的敌人，并且把幻想刺激到病态的紧张的地步。”（《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第40页，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这种以一种理论原则去规范另一种文学体式的批评方法在今天也并不罕见。如果拿现实主义的期待视野来接受武侠小说，那么一句“荒诞不稽”就足以将它逐出文学园地。但是，随着武侠小说自身艺术品味的不断提高和读者哲学品味的日益多样化，人们已越来越不能无视其艺术成就，海内外许多学者和作家也开始给以充分的肯定和推重。即以当代武侠小说的大宗师金庸而论，冯其庸先生称之为曹雪芹之后汉文学作家的第一人；陈墨认为，“俗极而雅”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屡经证明的历史趋势，“雅俗共赏”是文学艺术的至高至大的境界。金庸显然达到了这一要求。柏杨指出：“金庸先生笔下的民族大义，澎湃如潮。”“像大仲马先生的《侠隐记》是完整的文学作品一样，它的结构和主题给你的冲击力，同等沉厚。”香港作家倪匡更直以“古今中外，空前绝后”八字称之，揄扬之情溢于言表。我们认为，要准确评价武侠小说，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文学类型的系统之中，根据武侠小说的文体特质建立批评标准，这样才能对武侠小说的艺术成就获得理性公允的认知。 一、武侠小说接受时的审美心理结构 上篇已经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对武侠文学的召唤和派生关系。那么，当中国开始步入现代社会，武侠小说中的古典文化意识形态则逐渐退隐到接受心理的深层或潜意识领域，一般不再以现实性的需要直接表现其功利目的。例如，“平不平”是古代武侠小说中一个历久不衰的母题，但是在现代社会，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公正合理性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人们即使遭遇不平，一般也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不会再幻想用侠客的三尺青锋剑来对抗手枪，轻功来追赶汽车。正因为此，警匪片以大大取代了武侠小说的这一现实性需要而大为走红。值得深思的是，正是由于武侠小说“现实救世功能”的消退，使它能够摆脱“报恩怨、平不平”的浅层次的功利性阅读，有可能转入对历史、文化和人性的深邃观照，从而建立起独立而超越于现实生活的审美世界。这正是武侠小说能够在当代社会取得空前成就而走向雅俗共赏的社会历史原因。布洛曾提出“审美距离说”，认为适当的时空距离和形式变异会使被观照物摆脱现实功利取向，呈现出美感特质来。武侠小说以武功技击和江湖争斗为特定的文体内容，不惊险奇绝自然不足以动人，本身就带有夸张而超现实的文学传统，而今天历史距离的巨大延展为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度。当代作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创造能力，穿越历史的迷雾，追寻文化的脉胳，半史半文，亦庄亦谐，时而是严肃认真或煞有介事的“考证”，更多的却是作家意想天开的“想当然耳。”对于武侠作家精心构筑的神奇、变幻的艺术世界，读者仍然应取中国传统的小说接受态度：“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在这“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接受过程中，巨大的审美效应即由此产生。 另一方面，当代武侠小说是从大众阅读中诞生壮大的通俗文学形式，一般以连载形式在报纸上发表，并起着帮助报纸扩大销路的作用。因此，武侠小说以呼应大众的接受心理期待为创作指向，表现出极大的娱乐性特质。从本质上讲，一切艺术都具有游戏娱乐的性质，都是在超脱了理性法则的“强迫”之后的心灵自由活动。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同样是在体验在严密格律的束缚下寻求自由表达的创造快感。只不过与“严肃文学”相比，武侠小说的游戏更具有普遍接受性、直观外现性和效果强化性罢了。在艺术类型中，童话、寓言、相声、喜剧都以强烈的游戏娱乐性而深受观众的欢迎，其上乘之作中均不乏堪称艺术经典的作品。那么，娱乐效应不但不会损害武侠小说的文学性，反而恰在于此为武侠小说提供了艺术品位的指向。当然，游戏和娱乐同样有粗俗消遣和高雅享受之分，有追求的作家，总是力图在作品中溶入充满人生大智慧的幽默，塑造出能够反映深广人性的艺术形象。 具体说来，武侠小说中的娱乐功能是通过沟通读者以下的接受心理而得以实现的： （一）渲泄效应 在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工作也越来越具有高度组织性、严密分工性和单调重复性的特征，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和自由活动的渠道受到限制，在身心方面都格外容易感到疲劳。冷漠、抑郁、倦怠、刻板更成为现代工业化城市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构成“都市心态”的阴暗灰色部分。在工作之余，不少人喜欢读一些轻松、明快、具有刺激性和吸引力的文学作品，使疲劳的大脑在审美愉悦中得到松驰和解放，渲泄掉心中郁积的精神压力，使人格中的灵性、情感和创造想象力得到恢复和激活，并进而完善自我人格的塑造。1990年山东大学俗文学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表明，有63.7%—66.5%的读者是抱着“休息、娱乐、解闷”的阅读目的来接受俗文学的（《传奇百家》1991年第2期）。 武侠小说中紧张激烈的情节和尖税复杂的矛盾显然对吸引读者投入全神贯注的阅读尤其具有强烈的召唤性。倪匡谈到：“看《天龙八部》，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废寝忘食，甚至床头人相对如同陌路，宜掩卷沉思，以书作酒，可以大醉。”一位自称“终年困于课本和文卷的教书匠”，写信给梁羽生，说他的小说，“长期以来，都大力地帮助了我抗拒那稳秘的烦忧、焦灼，和填补那由于所在地域所造成的内心的空虚。”海外游子的故园之恋，家国之思，也可以在武侠小说的阅读中得到纾解和升华。 过去武侠小说中的矛盾冲突，大多以为父报仇、门派争斗、群雄夺宝等几种常见模式为主，正邪双方势不两立，壁垒分明，矛盾局限于二元对立的简单划分中。新派武侠小说更能反省到江湖仇杀、冤冤相报的盲目和无谓，对此能够给予悲悯和反讽的观照，如《天龙八部》中写蓬莱派和青城派的争斗。新派武侠小说组织矛盾的手法显示出新颖性和深度感，一方面使之复杂立体化，如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门派矛盾、家族矛盾交错纠结在一起，一方面又使各种社会矛盾和心理冲突积压在个人身上，使人物陷于一种势难两全的“夹缝处境。”如令狐冲，出身名门又与邪教教主之女相恋；杨过，曾深受郭靖的抚养教诲，但其父死于黄蓉；韦小宝，以天地会首领陈近南为师，又与康熙帝为友；张无忌，其父母一为武当弟子，一为魔教中人；乔峰生于契丹而养于北宋。这样，鲜明而激烈的外部矛盾内化了，作家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尽情刻画人物面对重重矛盾时的内心厮杀，折射出多姿多彩的性格色泽。杨过几次要暗杀郭靖时的延宕和心灵斗争，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飞扬跳脱的少年逐渐走向沉稳凝重的过程，其文笔之严谨、细密令人赞叹。乔峰在聚贤庄上大战中原上百豪杰，更是武侠小说中前所未有的艺术构思。双方都是堂堂正正的侠义人物，只是拘于华夷之辨和误会、离间，终于使冲突无可避免。乔峰虽然数次力避杀伤，隐忍申辩，但势如骑虎，力难回天，终于与丐帮手足和中原豪杰饮酒绝交，直杀得尸横遍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能够象张丹枫一样“盈盈一笑，尽把恩仇了”的，究属天幸，更多的却是“胡汉恩仇，须倾英雄泪。”聚贤庄之战只是乔峰艰危处境的外化形式，读者须从刀剑丛中读出主人公的内心煎熬有甚于此。这样，在武侠小说中，外宇宙的冲突往往构成了双层对应格局，为读者接受提供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机制，使其既有充分的可读性，又有深刻精微的文化哲理内涵。这正是构成武侠小说能够雅俗共赏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