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踌躇的季节》（王蒙著。《当代》1997年第2 期）基本延续前两部“季节”，但写得更恣肆更丰满了。我不熟悉王蒙笔下的京城文界，然而透过文字，也依稀可以感受到和《周扬的目光》、《我心中的丁玲》等篇所展示的类似情境。 《恋爱的季节》写建国初期一群年轻革命者尽管掺杂着别的感情色彩但基调仍是欣喜若狂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背景是北京，可以看作《青春万岁》的一次重写。《失态的季节》讲“反右”前后同样一群知识青年的兴奋、疑惑、迷惘、失落、恐惧、侥幸、隐忍、观望，重头戏放在右派改造农场。这部《踌躇的季节》则写文艺界一度松绑的六十年代初，钱文们纷纷回到北京，但接踵而至的又是政治风云的莫测变幻。三部长篇，一个系列，历史背景和时段都相当清晰，作者不仅想写部精神自传，还想借此为那个时代留下一份尽可能翔实的文学档案。 和前两部“季节”一样，《踌躇》写的都是文人，至少是“准”文人或“后”文人。文艺界领导干部，具有超群的政治嗅觉和出众的艺术修养，真诚关心青年作家和文艺事业，然而胆小怕事、善于敷衍、一紧张就得马上如厕的犁原，酷爱文学创作，生性敏感，诗人气质夹杂着庸人心态的钱文，还有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看似拙直实则不乏精细的农民作家赵青山，都写绝了。另外一些角色，即便三言两语，从侧面或背后写来，甚至只是忙里偷闲，在叙述主要人物的间隙插进几笔，也都活灵活现，灿然可观。作者对这类人太熟悉了。迄今为止，关于这群人物，还不见有谁比王蒙写得更直接更细腻更全面的。如果没有《踌躇》，这段历史在当代文学中或许仍将付诸阙如。 文人是时代最活跃的神经，抓住他们就抓住了时代；哪怕只是某一侧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真实。文人好写，也难写。好写的是他们与世推移同于常人的被动面，不好写的是他们与众不同超越时代的主动面——哪怕只一丁点儿。被动主动，不限于固定的社会姿态，比如合作不合作之类，也不单单指文人身上标志性的群体特征，像一定的文化传统、修养、做派、信念、主张等，更是指个体精神品格中虽然细小却并非可有可无，虽然模糊却不能无视的那些倏忽闪现难以言传的内容。往往就是这点东西，构成了文人值得用笔去写的真正有光彩的一面。在精神的这一面，他不那么人云亦云，不那么随波逐流，比较能够显示作为一个人（并且是一个文人）的自主性和人格的相对稳定，所以不同于他身上的虽然明显却多半由外面赋予的那一面。被动面显而易见，主动面比较隐蔽，前者好写而后者不易把握。前段日子走红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把本来属于文人主动的一面，写成了僵硬的姿态，因为作者只看到结果，看不到或没有成功地描画出所以如此的个人内在的更细微的精神历程。杨绛先生的《洗澡》，细腻婉转，举重若轻，虽然未曾浓抹重染，未曾铺张扬厉，却比较令人心服地写出了特定政治时期特定阶层一些属于文人自己的东西。那绝非天天摆在外面供大家瞻仰的姿态。 这样看《踌躇》，粗心的读者也许会认为写的成功的还是文人被动的一面，即那些滑稽可笑可叹可鄙可悲可厌之处，而容易忽视作者一贯的风格底下潜流着的另一种心情。这心情同样不是姿态，写者轻轻点出，读者也只能心领神会。关于小说的心理层次，这里只想指出一点：人物（不光钱文）的意识流动，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刻画。这种现实主义现实得令你不忍跟着人物多半相当卑微的念头想下去，但又忍不住要多看两眼，因为不管在这过程中会展示怎样稀奇古怪的玩艺儿，会拉出怎样令人心惊肉跳的花花肠子，那手段是精彩的，错过了很可惜。王蒙把握人物意识的能力更精到了，其“意识流手法”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方法真正贴近了人物内心，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某种隐秘。虽然是看他人，时时也想到自己，因为这是在他人的内心世界行走，你当然也必须伸出心灵的触角，而任何心灵触角都不能不是双向的，即既探察别人，又反观自身。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的本质是叫人想起生活。他的意思似乎偏于让人们想起美的生活，但美从来就和不美的东西血肉相连，纯美是没有的。不懂这道理，要把生活在逝去之后再想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许多人不愿追怀往事，甚至渐渐失去了回忆的能力与心境，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不能从往事中索取今天所需要的东西。像王蒙这样大肆回忆，收获惊叹之余，也会激起诧异的——干嘛记那么多，那么琐碎，又不是曹雪芹，有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的前尘往事值得追忆？回首往事，人们并不只是想为之惊愕，为之怅惘。早惊愕早怅惘过了，眼下又有更值得惊愕和怅惘的。目前已这样离奇了，再捡出离奇的旧事，倘无特别贡献，的确很难服人。我也在想，王蒙为何那么有耐心写过去。倘在80年代初，人们还容易接受，因为那时一方面“去古未远”，另一方面又恰逢全民反思，举国追忆，“总结历史”不仅是个人的需要，也是普遍性的政治策略。但今天此种氛围已然稀薄，人心主要放在急速变幻的现实，以及比任何时候都更快地迎面逼近的将来，重提旧事的劲头实在难以鼓起。“季节”系列已经出来三部，读者反应始终不温不火，这也情有可原。 但作者并不急躁。他没有带着实用主义的目的去撩开历史的面纱，也不像纷纷“重写”“改写”“重说”“戏说”历史的年轻作家们那样，妙笔生花，添油加醋，拿经过刻意打扮面目全非的运动向更年轻的读者炫耀。他也毕竟不是80年代更非50年代那个王蒙了，不会不知道90年代的经验阻隔，价值分化，观念异趋，已经不允许任何人将一己的经验普遍化。他首先是为自己而写自己的过去，是想
清自己这代人当时都是怎么过来的，通过对不堪回首的感情历程的重温，把今天的自我切切实实放进去，努力找回那段感情历程中曾经遗失或者曾经发生的一份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