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往往阴错阳差，艺术的演变更出人意料。80年代中后期一度沉寂的散文自90年代以来一再升温，以至形成热潮，致使现代一些离我们较远的散文家、散文作品突然和我们亲近起来，甚至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其作品又重新上了书架，放在了案头。林语堂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在20年代曾创作过风格凌厉的杂文，30年代提倡“幽默”的“大师”，之后又写了《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畅销书的林先生又引起了研究者的瞩目，这不独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所致，也是林氏的人生道路及创作自有其独特魅力使然。当历史走近了世纪之交，站在世纪的尽头，回眸对林语堂的接受和研究历程，瞻望它的发展前景，该会是别有一番“风景”，别有一番情趣吧！ 一 当现代文学还没有走完它的历史行程时，对林语堂的接受与研究还不可能有严整的内容。当时，由于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与要求，有关的接受评论大都从社会功能角度出发，关注的焦点也主要局限在林氏所提倡的“幽默”、“性灵”等小品理论上。其中，鲁迅对林语堂的批评尽人皆知。除鲁迅外，对林语堂给以关注的是胡风和郁达夫。 胡风的《林语堂论》〔1〕是较早研究林语堂的文章， 他深入剖析林氏提倡幽默闲适小品文的根源，这就是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及斯宾加恩的表现主义批评，而其幽默闲适，虽可造成一种非正面的社会的关心或批评，但当时世态凄惶，人们无瑕去欣赏这样的小品，最终只能“转移人们的注意中心，变成某种心理的或生理的愉快。”当社会变革激烈的时候，任何一种与变革相异的言行都会程度不同地遭到责难。胡风作为左翼现实主义批评家，多看重文学的社会意义与时代内涵是顺理成章的，其意图在于激发与强化作家对现实的抗争力量。 应该说，30年代关于小品文的论争是属于新文学内部的论争，并没有上升到后来文学史上的所谓“敌我斗争”。鲁迅当时虽从文化斗争的角度批评林语堂及其提倡的幽默理论，但并未否定作家的林语堂。他在答复斯诺提出的“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时说：“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陈独秀、梁启超。”〔2〕鲁迅的这一看法是极其有眼光的， 虽然它仅仅是一种结论。 郁达夫对林语堂的评论集中体现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郁达夫不同于胡风的现实主义批评，他是带着宽容、欣赏的态度指出林氏的性格及时势导致“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就其创作，郁达夫认为其幽默是“有牛汕气的”。 总之，30 年代对林语堂的批评性的评价是特定的时代使然。 到了1936年，林语堂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国内对他的关注也就中断了。 二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由于林语堂远居海外，也由于国内的政治气候，使对林语堂的接受与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当众多作家作品已进入史的研究视野时，林氏在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只是在有关文学运动的章节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出现的。只有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编在《收获颇丰的散文》、第二编《杂文·报告文学》章节中，对其创作提及一笔，但也多从政治角度来评判。 真正对林氏创作作文学上的阐释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的评论。夏志清在该书的第五章《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中，认为林语堂是独立作家的“首脑”，“他们采取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表现他们的个性”。而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之所以兴起，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最能表现传统的感性”。“小品文对许多作家来说，便成了一种个人的解脱。”夏志清赞赏林语堂等人和左派作家的对立，这是不足为训的。但同时他也指出：“如果我们翻阅林语堂这个时期的中文作品，就会发现，他的锐利的，怪论式的警句，虽然很精采，但他所写的英国式的小品文，除了故意雕琢的妙论之外，从来没有达到‘性灵’的高度境界。”“他没有严肃的文学趣味和知识标准，只是鼓吹他个人所热衷的无关宏旨的一类事，如幽默、牛津大学的学术自由、烟斗、萧伯纳以及美国流行杂志里坦白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等。他的杂志，也因此终于成了那些只叙述个人和历史琐事的作家，或者以研究中西文学来消闲的作家的庇护所。” 司马长风对林语堂的论述与夏志清较为接近。他既肯定“林语堂创办的一系列刊物”，“给三十年代的文学开拓了园地，使言志派的文学得到舒展”，也指出了他的偏向“那就是蓄意逃避现实”。“由于故做幽默，不能正视现实，当然写不出值得流传的作品”，“失去了文学的谨严。”可见司马长风对林语堂的作品基本否定了。 然而，当国内的读者几乎忘却了林语堂之时，在地球的另一面——美国，林语堂却名声大振。旅居美国的几十年，他写下了众多的文艺和学术著作，真正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甚至有的美国记者作过这样的报道：“全世界大多数的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两大文人：一位是德配天地的孔夫子，一位是学贯中西的林语堂”。〔3 〕这样的评价，在当时国内的读者听来，简直近乎天方夜谭。 三 当历史的脚步走进了新时期，人们又迎来了开放的新时代之时，林语堂又被重新记忆起来，他的旧作又重新与国内的读者见面了。学术界的研究论文也日益增多，也有研究专著的问世。近20年间的林语堂研究，大体上可以1985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