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胡适等五四思想家以近代西方先进的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梳理和批判，无论其中蕴含着多少西化色彩，均旨在开启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潮流，从而最终落实于对中国的现实批判之上。而自诩为“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情况似乎复杂些，他曾经参与“语丝社”的文明批判，直接融入新文化运动之中，其“改造国民性”的思路显然来自鲁迅的强烈影响；而1936年出国之后，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则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在于所谓的“回归传统”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感上的皈依”〔1〕， 而且在于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的视角已发生变化。进而言之，自1936年至1966年海外三十年间，林语堂不再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显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特质。对此，较早评价林语堂的唐弢先生已有觉察：“他（林语堂）谈儒家、谈道家、谈中国文化，我总觉得隔一点什么，好象在原来事物的表面涂上一层釉彩似的。”“原来林语堂先生也和胡适一样，是用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人，看中国文化，看中国的儒家的、道家的。但他有的不是一般西洋人的眼睛，而是西洋传教士的眼睛。”〔2〕这段话对于理解林语堂的文化观尤为重要。 唐弢先生明确指出林语堂文化心态的异域色彩，即以西方传教士的视角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至于胡适在多大程度上是用“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人”本文不想讨论，唐弢先生对林语堂的评价的确有其简炼精妙之处，但问题在于：所谓“西洋传教士的眼睛”究竟有何真实含义？此术语对于理解林语堂的文化思想是否得当？自十七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来，西方传教士由于各自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种立场的差异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大相径庭。他们或从政治经济利益言之，视中国文化为腐朽之渊薮；或从宗教、文化立场出发，宣称中国文化为落后之异教。尽管二三百年来确实有不少传教士以学术角度严肃认真地研究中国文化，但根本上说西方传教士是近三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进行政治、经济与文化侵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因此若以此作为研究林语堂文化思想的参照物显然大而无当。本文认为，汉学心态才是透视林语堂思想特异性的重要角度。所谓“汉学”（Sinology）即“西方人的中国研究”，它从历史上说尽管也从传教士的中国报道发端，也曾服务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但后来即独立成为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林语堂是以西方汉学家的眼睛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不但形成了他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同时也制约着他的文学创作。本文力图阐明，在汉学心态支配下，林语堂以异乡人的文化身份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以西方学人的眼光创造中国人物，从而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独特篇章。 一 十四世纪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欧洲出版的那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首次向西人叙述了中华帝国的繁荣景象。其中所描绘的情形真伪参半，但其“最伟之功绩”是在客观上“诱起”哥伦布决心漫游东方〔3〕，并长期形成了欧洲的“中国幻象”。严格说来， 西方的汉学研究肇始于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金尼阁编成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此书内容大多根据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见闻编撰而成，虽然宗教倾向极为明显，较深入地评价了儒家学说。十八世纪以降，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为中心的西方汉学大为勃兴，既有如伏尔泰、莱布尼兹、狄德罗等中国文化的崇拜者，也涌现了诸如马礼逊、理雅各、郭实腊、卫三畏、翟理斯、花之安等以介绍传播和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为职志的汉学家。二十世纪以后，西方汉学方兴未艾。费正清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成为国际重要的汉学中心。著名作家赛珍珠也是一位汉学家，其长篇小说《大地》贯穿着一种被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塑造过的中国文化观，有着典型的汉学心态。概而言之，严肃的汉学研究能强调文化存在的相对性，承认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意义；汉学家以西方价值观为基本立场，又能以一种比较超越和客观的科学态度研究中国文化，从而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价值和独特性。诸如理雅各、卫三畏、花之安等严肃的汉学家既精通中国古典文化经典，又善于透过中国人的人生观与文物典章制度相印证。从文化普遍主义而言，汉学家强调儒道学说与西哲会合相通之处；从文化相对主义而言，汉学家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异于西方的诸种独特性。然而，汉学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既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切感受，也缺乏对中国现实世界的理解，而着重从文化哲学、审美角度进行有关民俗学、文化学或美学的论述，因此较失却历史感和现实感而更具有学理性。本世纪初，辜鸿铭曾在充分肯定汉学成就的同时尖锐地指出其不足之处〔4〕， 但辜氏仍是在汉学心态主导下评价中国儒家经典的〔5〕。 林语堂对近代以来国际汉学的状况相当熟悉，他曾提到与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西哲伏尔泰、莱布尼兹、狄德罗和罗素，他对理雅各、詹姆士·莱兹和亚瑟·华理的中国学研究兴趣颇浓。林语堂心仪辜鸿铬，他在四十年代两部著名的译述中国古代经典《孔子的智慧》和《中国和印度的智慧》里，均采用辜氏的《中庸》译本，这是他唯一采用的他人翻译。辜鸿铬那种立足于汉学角度阐释中国儒家经典作品的文化心态对林语堂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此本人将专文论述。林语堂三十年代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同赛珍珠的帮助分不开，其第一部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是在赛珍珠的建议写成的，之后的《生活的艺术》等许多英文作品都在赛珍珠丈夫的出版公司出版，林语堂对赛氏那种基于西方知识分子立场观察中国文化的“汉学心态”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同，也正由此林氏的诸多著作博得赛珍珠的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