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因为丁玲是国内外如此声名赫赫如此重要的一位当代作家，因为她的一生是如此政治化，她面对过和至今（死后）仍须面对的问题是如此尖锐，因为她与文坛的那么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王与丁是两股道上的车，反正怎么样写也不得好，弄不好又会踩响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雷。再说，王与丁，分属于两代人，她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鄙人尚未出世。我对她的了解极其有限，承蒙她老的好意，一九八五年六月签名赠送给我她的六卷本精装《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我只是最近才为写这篇文章而捧起阅读的。这样，我写起来确实难免挂一漏万，郢书燕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强作解人……总之什么不是都会落到自己头上。 这个难题的挑战性恰恰吸引了我。纪念胡乔木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说，这篇文章没有办法写，但是《读书》的编辑说：“你行。”于是我就来了劲，冒起傻气来了。再说，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曾经那样地崇拜过丁玲。我读了一些谈到丁的文字，我又觉得与丁的实际是有着距离。你不写，谁写？ 一位论者说，那些五七年出过事的青年作家，在七十年代末复出文坛以后，投靠了在文坛掌权的领导，而忘记了与自己同命运而与领导是对立面的老阿姨（丁玲）。 可是我至今记得在七九年丁玲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我与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真等人，在丁玲的老秘书，后来的《中国作家》副主编张风珠同志引见下去看望丁玲的情景。我们是流着热泪去看丁玲的，我们只觉得与丁玲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事隔不太久传来丁玲在南方的一个讲话，她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 北京的中青年作家当时表现了旺盛的创作势头，叫做红火得很。当然作品是参差不齐的。大家听到丁阿姨的话后，一个个挤眼缩脖，说：“您老不服，可是我们服呀，您老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在谁的大腿肚子里转筋呀。我们再狂也不敢与您老人家比高低呀！” 后来几年，我又亲耳听到丁玲的几次谈当时文学创作情况的发言。一次她说：“都说现在的青年作家起点高，我怎么看不出来？我看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起点高啊。” 另一次则是在党的工作部门召开的会上，丁玲说：“现在的问题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 而在拿出她的《牛棚小品》时候，她不屑地对编辑说：“给你们，时鲜货……” 在一些正式的文章与谈话里，丁玲也着重强调与解放思想相对应的另一面，如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要反对特权，但不要反对老干部；要增强党性，去掉邪气；以及对青年作家不要捧杀等等。（见《丁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六卷233、365页）其实这也是惯常之论，只是与另一些前辈的侧重点不同，在当时具体语境下颇似逆耳之音。 于是传出来丁玲不支持伤痕文学的说法。在思想解放进程中，成为突破江青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了“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扬等文艺界前辈、领导人，则似是对这批作家作品采取了热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态。 这一类“分歧”本身包含的理论干货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此后的若干文艺界的某一类分歧一样，大致上是各执一词，各强调一面。这也如我在一篇微型小说里描写过的，一个人强调吃饭，另一个人强调喝水；于是斗得不可开交。但是分歧背后有更复杂的或重要的内容，分歧又与政治上的某种大背景相关联，即与左右之类的问题以及人事的恩怨问题相关联，加上文学工作者的丰富感情与想象力，再加上吃摩擦饭的人的执着加温……分歧便成了死结陷阱，你想摆脱也摆脱不开了。 一位比我大七、八岁的名作家，一次私下对我说：“丁玲缺少一位高参。她与××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五十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八十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判她的对立面‘左’，揭露××才是文艺界的‘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的‘右’来，这样一来，××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右而是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咱们最好给她讲一讲。” 令人哭笑不得。当然，一直没有谁去就任这个丁氏高参的角色。 而从丁玲的角度呢，她和她的战友好友们悲愤地表示：从前批她右，是为了害她，现在看出来批右是批不倒她了，又批上她的左了，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你左你就是左，说你右你就是右呀！ 丁玲的所谓“左”的事迹一个又一个地传来。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 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致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 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反党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 那么丁玲是真的“左”了吗？ 我认为不是。我至今难忘的是《人民文学》的一次编委会。那时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国作协是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操作的。在讨论具体作品以前，编委会先务一务虚。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强调要严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话没等她说完，丁玲就接了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什么思想性，当然是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