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Macfarquhar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任的邀请，我以能到这个世界著名的学府和研究机构讲学而感到十分荣幸，同时，也很感谢著名资深教授Schwartz（本杰明·史华慈）先生为我主持讲演，这也是我甚感荣幸的。他们两位有关中国的著述不仅在美国具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在中国也是很受重视的。我的讲题，涉及到中国现代两位声名卓著、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文化大师，对他们之间在文化上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完全胜任的。所以我在副题上先是加上了“鸟瞰”这个限制词，其次，是提出这只是一个“比较研究的思路”。所谓“思路”，是说这只是对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思法，一个打算遵循的途径；还算不得全面的、真正深入的研究。 首先，在我进入正题之前，想要谈一点今天提出研究这样一个题目的意义。 鲁迅和胡适，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中两种不同的品性，并曾经在一些重大的、现实的问题上，敷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如果仅从文化的范畴来分析，他们的不同文化品性，不仅表现在他们活动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中，他们的活动的侧重点很不相同，而且主要地表现为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性，在根本特征上和基本形态上是不相同的；这种不同，也不仅贯穿于他们各自的思想、活动、事业和著述与创作中，而且，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两种不同品性的“文化支脉”，又影响、灌注、作用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文化整体”之中。仅从这一点看，就可以透视对他们的不同文化性格的研究的重要意义了。 的确，他们两位都堪称中国现代文化的大师，都有过重要的建树，做出过很大贡献。人们现在还从他们的著述中获取智慧和力量。 我们可以说，从“五四”运动以来，他们曾经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业，为开辟发展道路、指引发展方向、培养一代代文化精英与文化大众，共同战斗过、分别努力过。但是，他们在战斗中和所有文化活动中，都表现了种种方面的不同，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这包括态度、立场、方法、方式、意趣、目标等等，而在总体上表现为文化品性的差异，以后，更曾经互相对立，以至对抗。而且，由于他们各自选择了和服务于中国现代两大阶级和代表它们各自利益的两大政党，从而使这种对抗达到很激烈的程度。他们两人也被两方以非常激烈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从而被认定是完全对立的一种“文化对抗”和“对抗文化”。 现在，随着历史的推进、现实的演变以及各方面的变化，可说“化干戈为文化”，双方对两位文化大师的态度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在大陆对胡适的研究方兴未艾，近年出版的胡适的各种著述和研究胡适的著作（包括传记在内），已经相当不少了。对于胡适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所起的作用，都予以肯定。大学和学术机构也注意到对胡适著作的研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视为禁物。另一方面，在台湾，鲁迅著作也已开禁了，不仅不是“鲁迅著作要经特别允许才能见到”，甚至也不是“读了鲁著要坐牢”，而且，大量出版鲁迅的著作，包括全集、各种选集和鲁迅语录等。 具有鲜明性而又蕴含着文化意味的是，在上海的虹口公园耸立着鲁迅的塑像并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鲁迅纪念馆。而在台北南港，修建了胡适墓园，他的半身铜像，凝思默想；他身前的住宅改建成了胡适纪念馆。两地双方都各自有文化学者莘莘学子以及一般群众前去瞻仰或参观学习。这表明，他们各自奉献了自己，他们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奉献，他们对中国文化、对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卓有建树。全民族在纪念他们。 这在深层上，反映了“五四”以来，70多年的文化发展，历经合作、分化、竞争、反抗、批判、选择、淘洗等等阶段和“程序”，“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文化”，时间这流沙，煎洗了许多现实斗争所需要和产生的“附着物”与“锈斑”，留下了全民族认同的文化内涵，以及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文化集团和学派所能部分地、有条件地、批判地接受的文化资源。 这既是可喜的民族文化汇合发展的现象，又是他们的成就进入民族文化总体积淀的表现。 一、鲁迅和胡适文化性格的差异与各自的特征 鲁迅与胡适两人相差十岁，但他们成长在大体相同的时代条件下和文化背景中，具有同样的家族文化薰陶，虽然一个是越中文化，一个是徽州文化，但只是中国南国文化大系统中的两个不同支脉，小异而大同。他们走了一条大体相同的早期教育的道路。从幼年到少年，他们都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同到门户开放的通都大邑（南京和上海）接受新式教育；同样为维新运动所唤醒，同样喜读梁启超的文章并受到影响，同样接受了严复“达旨”实即编译的《天演论》的影响，为达尔文进化论打开了眼界，“睁眼看世界”，从而树立了新的世界观；也同样受到辛亥革命的激励和洗礼。但是，他们在当时和以后，在这些“相同”面前，却是那么样地不同和具有那么多的不同。这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因素，其中包括地理因素、区域文化、家庭教养等等因素的大同中的小异，也有文化因素，即他们两人秉性天赋的差异；而后者是主要的。如果我们运用泰纳在《艺术哲学》中所提出来的观点，即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其实我们可以扩大到一切人格和叙事）的决定性因素是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分析鲁迅与胡适性格及文化之差异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三个因素之中，正如泰纳所说，“种族”是“第一性的因素”。泰纳所说的“种族”，是包含人的天赋、情趣、智能基因、性格基质等等在内的。而鲁迅和胡适之根本差异的表现和渊源，正在此等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很多具体事例中看出来，那表现是鲜明的、突出的、非常富有个性的，真可谓是“截然不同”。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回眸往昔人事”，禁不住要感叹：同为文化大师，他们是何等不同，而不同心性决定的不同的文化选择，竟是这样培养和决定了不同的人才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