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浙东与浙西 但是，正如一些同志所提出的，远古越文化的固有形态，在十九世纪末的越地已不复存在〔1〕；而且，如我们在前文所述， 鲁迅对现实生活中的故乡文化，是明显持否定态度的。那么，鲁迅对越文化传统的感悟与认同，以及他自身的突出的越文化个性，是怎样形成的呢？ 金克木先生在《文学的地域学研究的设想》〔2〕一文中， 从历史地理学出发，提出了文学（亦是文化）流变的地域性特征，并具体阐述了考察文学（文化）流变的地域性特征的四种（分布、轨迹、定点、传播）途径，意在说明，地域文学（文化）在岁月的流逝中不论发生何等显著的变化，也不可能在根本上脱开其所植根的地域性自然地理特征的内在制约。 吴、越文化即是一例。因自然地理特征不同、自然生态环境相异，形成的远古吴、越文化的深刻差异性，在尔后的漫长历史岁月中，不仅使吴、越两地的地域分界始终存在，而且对两地文化一直保持着影响，并使二者呈现对峙状态—— 首先是地域划分上的沿革。吴、越两地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流贯浙江，并将浙江分为浙东与浙西。“两浙”之称由来已久。唐代置浙江西道、东道，宋代改称浙江西路、东路。据清代乾隆元年刊刻进呈的《浙江通志》记载—— 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按：指钱塘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地域划分上的沿革，反映了地域文化特征的延续。吴、越文化之不同，滥觞了浙西与浙东民风、民性之不同。 就民风、民性而言，浙西尚商，浙东重农。浙西已如前述，为江南粮仓，物产丰富，江通楚地，靠近中原，大运河的挖通，进一步加强了南北交流，商业繁盛。农村多集市，集市发展而成市镇。浙西市镇以商业而显著。明嘉靖时的浙西吴兴人茅坤在文章中说：“至于市镇，如我之湖、归安、双林、菱湖、琏市，乌程之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下中州郡县之饶矣。”〔3 〕当时商业市镇人口超过五万的就有乌青、盛泽、濮院、新城、南浔等。市镇发展而为都市。杭州市商业最为繁盛。明嘉靖时，据《仁和县志》载，杭州城内就有七个市，城外则还有十二个市镇，不少是以商品命名的专门市场。 浙西的商业性特点，突出体现在米市的产生上。杭嘉湖平原的农业生产，历来有“田蚕”之称，田指种稻，蚕则养蚕。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此地“田收仅足支民间八月之食”，这是因为“公私仰供惟蚕虫是赖，故蚕月为重”，以至“无尺地之不桑，无匹妇之不蚕”〔4〕。 丝贵米贱，蚕桑收入高于稻作，而导致农民毁田植桑，再加上棉织业的兴起，粮田大片变成桑田、棉田。素负盛名的“粮仓”，锐变而为“缺粮区”。宋代，杭州北门外的湖墅（又称“湖州市”）米市形成，吴自牧的《梦梁录》中专有《米铺》一卷，说杭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湖州市米市桥、黑桥，具是米行， 接客出粜”〔5〕。明中叶以降，浙西的丝织业、棉织业发展迅速，继杭州湖墅米市之后，嘉兴米市、硖石米市等相继形成而在江南颇负盛名。江南人生活可几个月不食面，米却一日不可缺。《秀水县志》记载嘉兴，“其待籴而炊者，市日不下千石”。浙西每年都要由长江和运河从荆楚徐淮等地运入大量粮食，米商有暴利可图。如遇灾年，米价成倍以至几倍上涨〔6〕。米贱米贵，商人得利，所伤在农。顾炎武说，太湖流域的“东西洞庭之民，鲜务农耕，多业商贾”〔7〕。 浙东重农。与浙西米市之盛不同，浙东牛市著称。浙东沿袭越俗而崇牛，牛市集中体现了浙东重农的特点。农耕离不开耕牛，农民视牛为生命。浙东的南部丘陵山地适宜繁殖耕牛，耕牛的需求量大大小于饲养量；相反，浙东沿海平原的耕牛需求量却远远超过饲养量。耕牛市场形成。浙东的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牛市盛行，其中以台州的黄岩牛市最为著名。黄岩全县有六个牛市，其中的横街镇牛市，每年最多可成交五、六万头耕牛， “牛多如蟹”是当地人对过去牛市之盛的形象描绘〔8〕。浙江的牛市贸易过程也带有“农”的特点：沿海平原春耕早于山区半个月，山区的耕牛在牛市租赁或卖到平原地区去耕田；半月之后，平原地区的春耕结束，耕牛再通过牛市回到山区耕田。太湖流域的春耕又晚于浙东山区，这样，耕牛最后又在牛市卖到浙西平原〔9〕。 浙东由于地少人多，自宋代始经过稻种改良，已出现早稻、中稻、晚稻等的多种优良品种，开始逐步推行一年两熟制或两年三熟制〔10〕。耕牛在一年中于山区与平原之间频繁往来，轮番作业，牛市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中枢作用。 浙西人经商转而巨富者多，因此，不仅农民弃田经商，而且在知识界包括官宦之家也出现弃儒经商之风，诸如清代被称为“学识为浙江第一”的沈垚也这样说：“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11〕。但浙东经商的牛贩子，大多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不高，农民往往以诨名称呼，以见亲切。农民到牛市买牛，与牛贩子以信义相交，甚至将买牛的银元也交给牛贩，牛贩也允许农民赊欠，秋后偿还。牛贩垫付的银元，收不回来的事偶有发生。〔12〕 故而，明万历年间的浙东临海人王士性在他的著名地理著作《广志绎》〔13〕中说： 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14〕 此种状况，衍及近代。浙东金华人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浙东》中历陈浙东、浙西民风、民俗、民性之不同，说：浙西的事，跟我们浙东人毫不相干——“浙西属于资产阶级的天地，浙东呢，大体上都是自耕农的社会”〔15〕。 周作人对浙东社会的自耕农特征有多方面具体而微的说明，其中透见浙东民性底里的一篇是《苋菜梗》—— 读外乡人游越的文章，大抵众口一词地讥笑土人之臭食，其实这是不足怪的，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其所食者除米而外唯菜与盐，盖亦自然之势耳。干腌者有干菜，温腌者以腌菜及苋菜梗为大宗，一年间的“下饭”差不多都在这里，……《邵氏闻见录》云，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