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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1〕。 自述：“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2〕。 甚至以更激烈的言辞说：“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3〕。明确表示：“越中棘地不可居”〔4〕。显然，在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鲁迅赞许并肯定的是故乡文化的历史传统。他说——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5〕 1 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 追溯鲁迅故乡文化的历史传统，首先想到的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现的，曾经震惊中外的“河姆渡文化遗址”。 从地质学、地史学、古地理学、第四纪学等学科出发，结合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等的研究提供的大量成果表明，中国东、南部沿海，从第四纪晚更新世以来，曾经发生过三次海侵，即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海侵。〔6〕星轮虫海侵发生于距今十万年以前， 海退发生于距今七万年以前。海退后，中国东南部江浙的平原地带尚处在浅海之中。距今四万余年前，第二次海侵即假轮虫海侵发生，一万多年后海退。这次海退是全球性的，规模极大，中国东部海岸后退约600公里。 浙江靠近东南和西南山区的面积远比今天更为广阔的宁绍平原，地势较高，得以浮露。旧石器时代晚期活动在浙南山区以采集、渔猎为生的原始人，开始由山地走向平原，在宁绍平原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宁绍平原，东、北濒海，西、北临江，西南、东南靠山，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在16℃—17℃之间），雨量充足，河网交错。如此自然生态环境，一方面适宜稻谷生长，此地先民将野生稻谷改变为人工栽培，他们的生活开始由采集、渔猎向稻作生产转变；另一方面，濒海临江靠山，海潮侵袭带来的土地盐渍化，江洪突发带来的田毁人亡，又造成先民生存环境的艰难性。这两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激发了此地先民的内在凝聚力和生活、生产秩序化，一个吃苦耐劳、苦战奋斗的民族——古越族，诞生了。 悠悠岁月，一万多年过去了。当古越族文明日渐辉煌之时，遭到了第三次海侵，即卷转虫海侵的吞噬。此次海侵来势较缓，偌大的宁绍平原被海水一片一片地吞食。古越族先民被迫舍弃家园，向三个方向流散—— 一是古越族中的临江的部落越过今杭州湾（古钱塘江下游）向浙江西部和江苏南部的丘陵地带迁移，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是载入史书的句吴族的缔造者。《越绝书》中说：“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吴越春秋》中说“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吕氏春秋》中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这些说法大体反映出这一吴越同源，由越而吴的历史。 二是古越族中的濒海的部落，在宁绍平原生存的环境逐渐恶化的过程中，运用他们长期与江海打交道而积累、掌握的漂流技术，用简单的独木舟或木筏漂洋过海，落脚于台湾、琉球、南部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等地。 三是古越族中的靠山的部落进入宁绍平原以南的会稽、四明山麓，“河姆渡文化”就是他们留下的一个聚落点。今象山城郊的塔山遗址、今奉化南浦的茗山后遗址、今宁波市江北区的妙山八字桥遗址、丈亭镇鲻山遗址等（还有大量的遗址有待发现），清晰地保留了这批古越族人在漫长岁月中不断南移、东迁的足迹。 如上后两部分古越族人的漂洋过海和南移进山的情况，《越绝书》中也有记载：一者称为“外越”，或称“东海外越”，是指漂洋过海的一支；另者称为“内越”，《越绝书》明确指出就是移入会稽、四明山地的一支。后者在漫长的岁月中，将已创造的文明向广泛的区域传播；但生存境遇相当艰难，《吴越春秋》中所说越人“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在海退之后，大约在公元前十世纪前后，其中一部分人回到了宁绍平原，是后来载入史书的于越一族的缔造者。 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三次海侵之间生活在宁绍平原上的古越族曾经创造的灿烂文明，“河姆渡文化遗址”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物证。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是以物质条件的改善为基础的。河姆渡遗址有四个文化堆积层，以第四层即七千年前的古越族文明的遗存物最为丰厚，而且，遗存物中的稻谷和骨器保存的完好与新鲜程度，也为第一、二、三层所远不能比。这不仅可以说明这一古越族文明是湮没于那场突发性的灭顶之灾——海侵；而且，我们更关心的是，可以从中看到那个几乎不可再造的古老文明曾经达到怎样辉煌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