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演进过程。中国报告文学成名于三十年代〔1〕，其时，这一晚近出现的品类， 在文体家族中取得了自我一格的独立地位。作为一种新文体，在其独立运行之前，已开始萌生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交替嬗变之时，一些知名的与无名的思想者、文化人，以其创作的实绩，为报告文学的萌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这中间，就有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与瞿秋白。他们分别写作具有报告文学属性的《旅欧通信》和《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从而成为现代报告文学史上早期重要的作者。对此，报告文学史家已有指认，赵遐秋指出，周恩来、瞿秋白的这些著作“都是我国报告文学兴起的客观事实。”〔2〕朱子南也认为：“以周恩来、瞿秋白为代表，在这一时期已形成了报告观念体系，为我国报告文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3〕。本文在学界已论定周恩来、 瞿秋白是报告文学作者的基础上，拟将两人的报告文学实践作整合观照，通过比较，给出对象创作的共性及其各自的特点。 一 作为报告文学作者的周恩来与瞿秋白，他们之间存有显见的可比性。虽是两个不同的写作主体，但却有着近似的写作背景。周恩来于1898年生于江苏淮安，瞿秋白于次年生于江苏常州，同龄人同样地接受着风雷激荡的时代的洗礼。他们都是以政治家的资质与角色写作报告文学。政治家的使命成为他们写作报告文学的驱动力，而报告文学则是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宣言书。瞿秋白曾说：“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4〕瞿秋白这里所说的“文学家”并不是指一般的文人，而是指富有社会主见的具有思想家品格的文化精英。这些文化精英身兼着政治家的职责；与此相应，具有文化精英品格的政治家，也往往以文学作为其传播政治思想的载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尚无报告文学的正式标名，但一部分先行者正在作着新文体的实验。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以其真实快捷地报道现实社会信息，并具有社会批判的思想力度的优势，很快赢得了文坛与社会的注目，并且使一些政治家也亲炙其事。梁启超就写有《戊戌政变记》和《南海康先生》等具有现代报告文学要素的作品。周恩来写作《旅欧通信》、瞿秋白写作《俄乡纪程》、《赤都心史》是他们走向政治家的切实的社会实践。对此，我们只要略考周恩来、瞿秋白二○年前后的简历及其创作的主旨即可明白。周恩来1917年南开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后即弃学归国，领导天津青年的爱国运动，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瞿秋白1916年赴京入俄文专修馆，“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5〕此后又与郑振铎、许地山等创办《新社会》、《人道》，接触社会主义，1920年参加了由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行状表明，青年周恩来、瞿秋白已开始将自己人生的坐标定位于“为中华之崛起”而斗争、而探索的社会大业上。瞿秋白于1920年10月16日，作为《晨报》、《时事新报》的特派记者赴苏俄考察，1922年3月回国。周恩来则于1920年末至1924年夏在法、德勤工俭学。他们均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瞿秋白之选择苏俄，周恩来之选择西欧，决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出于一种精心的考虑。对此，瞿秋白的一段话作了自注。他在分析“五四”时期新思潮兴起与国际社会革命的关系时指出：“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工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6 〕但时人是“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7〕正是由于存有这样的模糊，所以“铁肩担道义”的革命者就义不容辞地奔赴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象普罗米修斯一样，寻找光明的火种，探索救我中华的道路。 西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祥地，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周恩来旅欧按照他自己说“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主，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8 〕而以实情视之，他是以了解“彼邦社会真相”为重的。他说：“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者也。”〔9 〕三十万字的《旅欧通信》中对英国矿工大罢工的连续报道（6 篇）和《欧战后之欧洲危机》等篇，就是作者考查欧洲社会真相的直接收获。而瞿秋白选择苏俄，是因为苏维埃俄国“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10〕作者到俄国要“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11〕由此而“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12〕。而《俄乡纪程》与《赤都心史》等创作正是作者进行这些研究所得的成果。作品所叙写的景象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新奇而又诱人的。诚如郑振铎所说，这些作品“令无数的读者们对于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无限的向往之情。”〔13〕因此，在我看来，与其说周恩来、瞿秋白的域外写作主要是一种文学实践，毋宁说是后来作为（或曾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先行的主题鲜明的政治行为。这是我们在把握两位作者报告文学蕴意及其价值时，应该通观的一个背景。 《旅欧通信》与《俄乡纪程》、《赤都心史》所具有的某种相似性，不仅表现为写作主体有着近似的背景，而且也表现在作者在观照对象时，均取一种世界性的视界，具体表现为观察主体有一种开放的视野。其作品的基本类型是域外考察记或旅行记。作域外考察或旅行，得以形成风气，这宜是社会开放之期，就近代中国而言，则是十九世纪中叶前后至二十世纪初期。这一时期，西学东渐国门启开，一批先行者如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等，走出曾是“夜郎自大”而其时国运日颓的“天朝”，走向世界，周游列国。游踪所及，观感所得，写作了一批域外记游之作。这些游记中有一些作品，如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已初步具备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性，作品内存已由原来的“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转为关系宏旨的“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14〕周恩来、瞿秋白的域外实录是对近代新体游记的继承与超越。继承的是前人世界性的观察视界，超越则体现为作者以全新的观点表现全新的社会内容。 世界性视界其表征是作者立足异域，主写域外的见闻观感。这样的写作以其新奇的、陌生化的信息，将读者导入一个全新的视域。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瞿秋白主要是他的《赤都心史》，正是由于开拓出了世界性视界，所以作品在题材取向上就显示出了“陌生化”的优势。而“陌生化”的题材对于属于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是十分重要的。世界性视界所造成的内在功能就是作者能从宏观上观照并把握对象的大势，使作品能避免有闻必录式的自然主义摄照，注重报告洋溢时代气息的重大信息，从而提升作品的意义。作为选择艺术的报告文学，作者在自主性写作实践中，他应该发现那些具有重大而有典型意义的材料加以及时的报道。周恩来、瞿秋白在当时自然不是具有自觉的报告文学文体意识的作者，但他们的作品已体现了报告文学写作的基本要求。“择大而为”成为其创作的一个特征。《欧战后之欧洲危机》，这是周恩来给天津《益世报》写的第一篇通信。仅看文题，读者就可感受到作品所具有的大势，内中报道的正是“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涉及的也是当时世界性的话题。由《旅欧通信》可得到证示，青年周恩来即具有政治家观察世界的宏观眼光和外交家于国际关系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与周恩来直接报道国际性事件和动态有所不同的，是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注意择取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或事件作介绍。在作者眼里，列宁已不是“自然人”，也不仅仅是苏俄的领袖，而且还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作者设专篇报道，突出列宁的形象特征和人格魅力：“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15〕《清田村游记》通过叙写对托尔斯泰故居的保护，反映了革命后的苏俄对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视。这自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世界性话题。作者从众多的人物中选择列宁、托尔斯泰等加以报道，这反映了他对人物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有着深刻的体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