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新历史主义小说描述 我们现在也许有理由认为,九十年代前后, 确切地说是1989 年到1992年这段时期,最值得文学史记忆的文学现象,莫过于先锋派作家与新写实作家不约而同地遁入“历史”,以致形成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小说潮流。〔1〕 先锋派作家曾经凭藉独特的形式实验冲出文坛的地表,到了此时他们形式上的挑战性有所收敛、退化,全面性地从形式走向“历史”。苏童写了《米》、《妻妾成群》和《红粉》;格非完成了第一部先锋派的长篇小说《敌人》;就连执著于现实性的形式实验的余华,也创作了《一个地主的死》、《活着》及被誉为最具先锋派个人记忆特色的《呼喊与细雨》;叶兆言的《十字铺》、《半边营》则继续抒写着秦淮河畔的历史颓败故事。 新写实主义的旗号虽然迟至于1989年才亮出,但人们津津乐道的新写实代表作《风景》、《烦恼人生》及刘恒的食色系列,都在这之前问世。他们从现实原生态转向历史本相是在九十年代之初,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刘恒《白日苍河梦》,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池莉《预谋杀人》,杨争光《黑风景》、《赌徒》、《棺材铺》,李晓《相会在K市》、《叔叔阿姨大舅和我》、 《民谣》等等。佳作联翩而出。“历史”吸引了这个时期几乎所有充满创造力想象力和富有思想的作家,成为当代文学最激动人心之处。这里,每部作品所触摸到的历史不仅不同于正统的教科书,而且各不相同,独特的历史叙述汇集成极富内蕴的苍茫人生与诡秘的历史世界,寓言式地表达了作家对生活世界及自我的理解。 “新历史主义”这个称谓大概受启于八十年代美国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样式,但新历史主义小说与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并没有直接和实际的联系。新历史小说几年来一直在沿续,只不过特定的文化语境引发了更多的作家趋向“历史”,从而形成新历史小说趋向中的一个阶段性的高潮。如果说西方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是对形式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学批评的主动反拨,那么新历史主义小说则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被动逃遁。从直接的文化语境看,1989年的社会动荡对当代文化是一个强烈的刺激,随之而来的文化审查和意识形态控制,客观上促使文化自身进行调整。新时期以来逐渐解脱的政治依附心态和逐渐加强的个体人格的作家,也因文化氛围的过度紧张而彷徨失措,文学面临着存在方式的再选择。历史叙事正好提供了一个远离现实而又不为意识形态中心完全识别排斥的话语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说,新历史主义小说隐含着对特定政治文化的回避与逃遁。 不过文学的这种回避方式并不是纯粹的消极,其实作家在徒具时间标示的“历史”中,刻意重复他们当下体验到的创作性情绪,隐晦地表达了他们的自我救赎与文化救赎。对先锋派而言,曾经形式上的肆意颠覆退化为相对稳定的叙述形态,“历史”就由叙事话语的原材料而转换为历史叙事,从而由失落年代的解构性话语,逐渐走向寻觅历史与文化中人性的幽微之处。而对于新写实群体,从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到民族历时生存状况,由现实人生的情感零度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冷静,既排除了现实喧嚣的心态也便于主体文化性的介入。因此重新书写历史,既可以在权力话语的强势下拒绝认同教化世界的精神建构,又可以暂筑一块个体写作的有限自由空间;既能在法权社会实现自我,满足创作主体的言说欲望与精神需求,也维护了文学本身的延续和发展,实现作家的文化责任和使命。 在具体分析新历史主义小说之前,应该注意的是,正统的历史与叙述关系中的唯科学主义话语体系,在异质文化冲击下,经过前期新历史小说的思想质疑和形式颠覆之后,已经全面失去文化霸权的地位而分崩离析。体现在历史意识上,历史决定论已经成为过时的神话。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变易是受特定的历史规律或演化规律支配的,人们透过种种历史表象可以发现这些规律,并以此为据预言人类的必然未来。这种寻找历史阿基米德点的自信在十九世纪近代科学所向披靡中达到的颠巅状态。而二十世纪末的思想家普遍地把这种历史领域的唯科学主义作为乌托邦式的臆想。因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研究对象、实验方法及测试结果的可信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科学运用主动的实验向对象提出问题,使对象作出回答,以检验修正和发展主体的假设和理论,而作为对象的历史,无法应答主体的质询,也不限制和拒绝强加于它的规则和理论。科学并非万能,人的理性有限,关于这一点康德早就警示过世人,可是“只有当这样一个结论为科学所裁定时才可望被人们认真的接受。在本世纪由于海森伯在物理上,哥德尔在数学上的发现,科学终于赶上了康德。”〔2 〕人与历史的关系不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把人投影在对象的意义和象征全部抹去,而将其目的性直接地加之于中性和异在的对象上。 现代精神分析学也告诉我们,人类理性乃是作为动物的人长久历史性文化建构的产物,人的精神根须仍伸展下去达到其原始的土壤。正是在上述这些思想文化的背景下,新历史主义把自己的目光、也希望读者的目光从外在的历史社会转向历史世界中的个人命运,以个体无常的命运历史替代社会必然性的历史,以日常生活中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替代理性社会的规整性。同时把关注的焦点从社会人生转向人的内在世界,突入人的理性盲区,揭示人自身的有限性。他们不无残酷地揭去以往人类关于自身认识的各种幻想,逼进人类生存的本相;搅动理性阀限之下的非理性淤泥和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沉淀,为完整的人提供并不完美的艺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