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因为拥有“寻根文学”与“新潮小说”两桩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现象，而成为新时期文学的转折年代。尽管文化寻根和先锋意识对其后作家创作视界的启示效应难以估量，而且在其后诸种文学形态中始终顽强地闪现它们的残迹，但是，作为具有明确界限的文学现象，它们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而受其恩泽、悄然发生于1986年的“历史”小说，几经形变，起伏沿续到至今，形成近十年一种令人瞩目的小说创作趋向。为了便于辨析这种小说趋向，本文名之为新历史小说。 新历史小说是个外延宽泛的界定。本文所涉及的作品按四个阶段排列，大致出自以下这些作家：起始期的1986年，有乔良、张炜、莫言和周梅森；1987年的先锋作家有洪峰、苏童、格非、叶兆言；1989年形成的新历史主义作家群，包括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刘震云、刘恒、方方、池莉、李晓、杨争光等；1992年之后的家族小说作家，是李锐、陈忠实和张炜。其实，这些作家的作品仅仅是新历史小说的一部分，本文之所以选取他们的小说，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公认的代表性，他们的作品足以成为新历史小说趋向的明证，也基本上可以显现新历史小说的轮廓及意向。仅从上述作家的名列就可发现，近十年来大多被认为具有创造力和希望的作家，都不可抗拒“历史”的引诱力，“历史”成为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文学场域。故此，对这种文学趋向的梳理和检视，可以从一个主要侧面把握这个时段小说的动态，从中窥见出整体的创作心态和精神底蕴，以及投射在这些作品之中的社会心理、文化思潮。 试图给新历史小说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因为它作为一种创作趋向，本身处于不定的状态，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显现出不同的形貌，即使同一个作家也是如此，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与《妻妾成群》，其形貌与内蕴就差之甚远。而且，无论他们是主动逼近历史，还是被迫循入历史，除了在离弃权力话语的否定意义上不约而同之外，没有一个统摄群伦的中心意向，这是一种纯粹个人记忆的历史叙事。因此，我们最好是从新历史小说与已往及同时代的历史小说的比较中辩别它的新质和特质。 首先，新历史小说不同于传统文学理论的狭义的历史题材小说。后者指依附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史实来构筑小说故事与情节框架的历史小说，这种传统意识的历史小说追求“历史的真实”，其指涉的对象是真实的历史世界。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到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再到晚近唐浩明的《曾国藩》等等，都属于这种历史题材小说，其主要人物与重大事件如此忠实于史料，以致于经得起史学家的考核、证实和说明。而所谓的“三分虚构”也必须受到具体时空下的人事的制约。新历史小说作家对叙述语言与曾经实存的世界是否具有图画式的相似关系表示怀疑，他们有时甚至把想象的随意性或虚构的偶合性直接地告诉读者，信不信则由你。故此，新历史小说指涉的对象是生活的世界，它们的历史世界是作家根据历史流传性而想象、虚构的世界。这种想象和虚构的生活世界有时甚至超越历史与现实生活层面，关涉到作家对人类生存状况、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未来等一系列问题的关怀与思考，因而在历史生活图景中查无实证。 其次，狭义的历史题材小说为了达到“客观真实”的效果，以免“时代倒置”的迷误，作家清醒意识到历史与现实的时间间距的差异，主动抑制写作时态的主观意绪，置身于历史世界之中，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揣测把握历史世界的生存情状。现时的经验和理性只是问题的出发点和思想制高点，从不简单轻意地把当代人的观念、情绪和心理推移到对象的历史世界之中。而新历史小说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自由度，各个阶段、各位作家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他们有的愿意构置一个与现时相对封闭的历史世界，如周梅森的《黑坟》；有的叙述者在历史与现实中来回穿梭，如莫言的《红高梁》；还有的主要凭借现时的感觉、冲动和情绪来激活历史的碎片，象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甚至有的把对过去的恐惧记忆和未来的忧思，想象性地置于徒有时间标示的“历史”之中加以演示，就象格非的《敌人》一样。故此，新历史小说作家面临着历史流传物，“既距往还，心亦吐纳”，他们在历史流传物中倾注心声，一展寓意之灵。历史世界融铸有现时作家心灵深处的悲哀与情怀，沉重与思索。对于新历史小说来说，历史与现时、记忆与当下的相互渗透并不是一种历史叙述的禁忌，是否逾越或怎样逾越都是一种叙事策略。这种充裕的自由度可以作为新历史小说的新质之一。 再次，从表层上看，新历史小说的生活时空大多限定在民国时期，少数小说如张炜的《古船》、《家族》与余华的《活着》等等涉及民国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史。但是，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作品，时空背景模糊淡薄，有的“历史”似乎只是布景或寓言，如格非的《敌人》。这种特质与“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有性质上的区别。涉及民国时期的“十七年”经典小说，基本上属于“制造历史”的集体性叙事，不管作家的初衷和本意如何，它们描述的历史世界都必须重合意识形态话语所设定的先验意向性，小说的目的是产生知识效果，让读者接受“真实”和“必然”的历史信息，如《红旗谱》是关于农村阶级对立的知识，《红岩》是革命者道德品质的知识。因此作家为了求得意向性的清晰和全面，把历史世界置于明晰而有序的时空座标上，为了达到“历史真相”的“本质”，不惜隐蔽，遗忘历史其他的知识信息。而新历史小说属于个人性记忆的“写作历史”。民国以来的历史对于作家来说，原本就是历史的流传物，作家凭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情感记忆和价值取向与过去发生联系，因而他们的历史世界具有较大的虚拟成份，历史世界的时空基座既可以是明晰的也可以是朦胧的，并无须整体而通透地把握复现历史世界。而且，他们往往在历史世界的生活时间中植入现时态的叙述时间，在逼近历史本相的同时，渗入创作主体的个人价值情感或生活感悟，我们无法在杂象丛生的历史世界抽象出一统有序并涵盖整体的意向性。可以说，新历史小说的作家在“历史”时空找到了自由表现的天地，他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去理解社会生活、人类和自我，故此，对于新历史小说而言，民国以来的历史与其说是一个特写的历史时空，不如说是一个有无限可读性和再阐释性的生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