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论者断言：“1922年而后的小说史，即《尤里西斯》问世后的小说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家头脑里发展的历史，是小说家常常怀着既恨又爱的心情努力掌握20世纪的‘最生动的艺术’的历史”〔1〕。即使这个概括有些绝对，但随着电影在20 世纪成为最流行的艺术，它对现代小说的影响却是低估不了的。20世纪的现代小说大师——卡夫卡、乔伊斯、吴尔芙、福克纳、海明威、帕索斯和法国新小说家们都在自己的创作中，为现代小说艺术如何能够既吸收进电影的技巧而又不牺牲它自己的独特力量的探索上，留下了各自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说，在今天若不了解电影艺术的种种技巧实验和追求，也很难理解20世纪现代小说发展的种种技巧实验和追求。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上海文坛以其“簇新的小说的形式”而“盛极一时”，造成“一时的风尚”的新感觉派对“各种新鲜的手法”的尝试，有研究者追根溯源到日本的新感觉派，把刘呐鸥翻译的日本短篇小说选《色情文化》称为“中国新感觉派文学的始祖”〔2〕， 也有论者进一步顺藤摸瓜到日本新感觉派的源头——保尔·穆杭（Paul Morand），更有印象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混合物的多种说法。尽管以前也有人指出过新感觉派对电影技巧的借鉴，但一般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对这一现象展开详细的研究。事实上，电影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个别的手段和技巧，而且涉及到题材内容以及现代小说的整体范式带有根本性变化的某些特征，显示了20世纪现代小说艺术实验和发展的一种趋向。它不仅是这一流派的一个重要现象，甚至是在现代小说发展中带有标识性的一个重要的文体现象。 女体和叙述者作为“看”的承担者 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感觉派的全盛期也正是电影“在上海市民的娱乐生活中占了最高的位置”〔3〕时期。 根据《上海研究资料续集》有关上海电影院的发展的记载：“一九二八——三二年间，电影院的生长，有非常可惊的速度。”〔4〕因此， 这一时期被标识为“膨胀期”。1931年3月16 日《文艺新闻》创刊号就曾以大幅标题报道：“都市化与近代化的上海人之电影热，文章分析说，“上海在外国人的经营下，一切都倾近于都市化与近代化一般的社会人士，除跑狗、赌博、嫖妓等不正当游冶外，极少娱乐便利，于是促成了电影爱好之速度的发展。”这股电影热使上海电影院到30年代中期已成为“每日百万人消纳之所”〔5〕！电影的魔力和电影在上海市民生活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描述，“中国的电影事业不是从自己摄制影片开始，而是从放映外国影片开始的。”〔6 〕这首先因为电影放映事业相当一段时间操纵在外国人手中，从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A.Ramos）在上海正式修建起第一座电影院虹口大戏院， 到1925年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中国电影市场，上海第一轮影院几乎全部操纵在外国商人手中，甚至直到1932年后，经过“一二八”战火的毁灭，上海剩下的影院仍大多数是外国商人经营的，这些影院都拒绝放映中国影片，专门放映外国片。其次，中国电影制造业也无力竞争，与外国影片相抗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电影工业的世界竞争中赢得了垄断的地位，它在制片业和放映业所投的资金超过世界各国投资的总和，几乎在所有国家里至少垄断了半数的上映节目，在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英国，美国影片所占的比例甚至达到百分之九十〔7〕。 中国也不例外，美国片“几乎独占了当时和以后中国的全部银幕”〔8〕。 由此不难想象美国电影文化对当时上海市民生活以及对二三十年代上海特殊的文化环境的形成会起到多么巨大的影响作用。 其时新兴的好莱坞，以大企业的方式加以开拓的金矿是“性感”和百万富翁的豪华景象，除极少数外（如卓别林的作品），“大部分影片的内容，多是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逃不出恋爱与情感作为故事的主题”，“极尽罗曼司、妖媚与美丽”之能事〔9〕。30 年代美国向中国大量倾销的正是这类典型的好莱坞传统片，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握着我国电影企业最高的权威”〔10〕，这与3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左翼电影形成尖锐的对立，就连《良友》画报这样的通俗杂志也注意到其间的差异，而刊载短文《电影的两面：麻醉的与暴露的》说，美国片把“一切麻醉的、享乐的表现方法，尽量地搬弄出来，铺张华丽，推陈出新，极声色之娱”；而中国片却“大都趋向于摄制描写人间流离颠沛，生活痛苦的影片”。〔11〕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这个对立终因对茅盾《春蚕》改编成电影的评价问题，引发起著名的持续时间达两三年之久的“硬性电影”与“软性电影”之争，而“软性电影”论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即新感觉派的中坚分子刘呐鸥、穆时英，以及和刘呐鸥共同主编《现代电影》，并在《无轨列车》上发表过《爱情的折扣》、《憧憬时代》等短篇小说的黄嘉谟。 在这次论争中双方都发表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文章，涉及到文艺的本质、功能以及题材和形式等一系列的重要论题，这些无关本题略而不论，但从“软性电影”论者所持的观点来看，他们对美国“极声色之娱”的影片是持接受态度的。“硬性电影”论者认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欧美帝国主义的影片以文化侵略者的姿态在市场上出现，起的是麻醉、欺骗、说教、诱惑的作用”，除“色情的浪费的表演之外，什么都没有”。〔12〕而以“美的照观态度”，主张“寻找纯粹的电影事件”〔13〕的“软性电影”论者恰恰相反，认为“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14〕，“现代观众已经都是较坦白的人，他们一切都讲实益，不喜欢接受伪善的说教。他们刚从人生的责任的重负里解放出来，想在影戏院里找寻他们片刻的享受。”〔15〕而美国片正可以叫一般的观众享受短时间的声色之娱。可见，争论双方虽然对美国影片的性质达成了共识：“声色之娱”，但对此所持的态度却根本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