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一个空前喧闹纷繁的妇女写作新时代也接踵而来。女性文学专号、女作家文集、丛书、女作家个人作品研讨会，包括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诸如此类，一批又一批，宛如山花烂漫，只见“她”在丛中笑。在这听起来似乎是歌声嘹亮和谐动人的女声合唱中，我们确实看到进入9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坛妇女写作的新面貌。然而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还在于这繁荣背后的客观存在。事实上，我们非常清醒地明白如此强调性别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妇女已经脱离男权文化而昂首独立，恰恰相反，在这或锐利或沉郁或忧伤或奇诡的女性表述中，我们看到妇女艰难生存痛苦挣扎的真实体验。如果说，这批女作家为我们提供了真正可供解读的女性文本，就在于她们更加坦率更加彻底地疏离了传统妇女叙事中的屈从和迎合，以更女性化的自觉和自恋，重新阅读和构造妇女的精神和血肉，妇女的情欲和心灵。同时也以妇女自身的敏感性和价值标准重写这个时代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一群来自大陆被称为文坛的“海外兵团”的年轻女作家的文本。这群青年妇女，既有别于来自台港、移居欧美、定居东南亚的华裔女作家，又不同于与她们联系密切、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本土写作姐妹们。经历和教育，造就了她们写作姿态的卓尔不群，因此作品中鲜明凸现出一种执著与超越的创作精神。这一切，是通过她们的图景拼贴和价值杂交的表述方式体现出来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甄别和评判的根据。 一、跨越边界经验 这批目前侨居欧美的来自大陆的女作家，是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出国热潮中，或留学、或嫁人，漂洋过海的。她们生在大陆、长在大陆，伴随着祖国坎坷的命运成长；她们或者经历上山下乡，或者赶上高考，或者作为文学青年进入作家班。离开祖国之前，她们已经作为一名写作者开始出没于当代文学期刊上，甚至产生一些影响，譬如刘索拉、刘西鸿。 时代文艺出版社在1995年乘着世妇会的强劲东风，推出“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即：（美）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法）刘西鸿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美）严歌苓的《海那边》、（英）虹影的《玉米的咒语》、（德）友友的《她看见两个月亮》。除此之外，刘索拉、闵安琪等人的中英文写作也在主题风格上汇入这个写作行列，共同构成“海外兵团”的话语奇观。 来自大陆的这群女作家，作为自觉的出走者、客旅者、写作者，身上的精神烙印显然不同于当年的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等，那种充满特殊历史背景的“无根”感，寂寞、迷惘、乡愁、幻灭在她们笔下是罕见的。带着第三世界的平民感情跨进第一、二世界的边界体验，面对全球空间大背景与最私人的经验碰撞的高度敏感，她们的写作往往推向一些险峻的区域，把女性的内心生活、生存状况与这个社会的各种假象、各种错位的情景拼贴起来，以充满矛盾和荒诞的言述，质疑与重写、甚至颠覆性地消解了原有的边界局限。拼弃煽情充满挑战，可以说是这群女作家鲜明的写作姿态。 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探讨这样的问题：生存环境移位之后的中国人，尤其是留学生、新移民试图在第一、二世界的“丰裕社会”中寻找第三世界处境所不能提供的一切的过程。这在这群女作家的写作中占了相当的篇幅。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中，那个平庸、温顺的美国青年捷夫是一个“优裕”的象征性人物，而叙事者“我”的背后却是故乡以及童年贫困的阴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叙述的焦点是女主人公伍珍由一个曾经很“革命”的中国知识青年逐步“美国化”的过程，揭示的是一种物质性的生存本质。而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叙述了一个典型的争取绿卡的故事：为居留在富裕的异国而假结婚的奋斗历程；“栗色头发”则呈现留学生在沉浮流转中面临的屈辱经历与委曲求全的生存方式，同样是来自“贫困”的压抑和包裹其中的对西方世界的潜意识的臣服。但与那类以虚幻的浪漫主义来象征中国，同时用实用的商业主义的成功来抚慰自己的畅销书，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不同的是，查建英、严歌苓，包括虹影、刘索拉们的写作，是以一种拼图游戏式的交错叙事，呈现多元文化夹缝中生存焦虑的真实体验。个人的孤独与焦虑、社会景况的动荡变迁、现实与梦境的碰撞、被语言重新构造的本土、尤其是物化时代疲于奔命的女性形象，组成了一个万花筒式的文化杂交的生活和写作空间。因此在风格上显得支离破碎而甚少矫揉造作。青年批评家陈晓明曾一针见血地剖析了这种写作心态：“在内在心理与外在表述之间，在实际操作与想象性的叙事之间，在个人选择与集体文化认同之间，这种‘东方心态’深深地陷入了表里不一、名实不符的困境。这种状况几乎可以在当今中国大陆所有那些强调‘东方性’和‘民族性’的艺术作品和各种文化实践中看到。”〔1〕 时至今日，发达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已经强有力地制约着人们的潜意识。六、七十年代的海外女作家在怀旧的“无根”情绪中，展现的是那种离乡背井谋求生存的彷徨无所适从的人生状态，是抑郁与落寂，是传统中国人在他乡异土的心态外化。而在八、九十年代这一批来自大陆的年轻女作家（其实还包括男性作家），思乡之情、寂寞的感伤不过是转瞬即逝、甚至带有矫情的情绪。她们的笔下，是一种蛮横的潇洒，一种义无反顾的彻底性。本质上讲，在一种经济不平等的世界图景中，个体存在的意义，尤其是性别权力的角色规定，更可能受制于种族／物质权力的模式之中。查建英们的叙事，是处境的必然。时代生活作为历史的元叙事，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拼贴的文化奇观。实际上，她们的笔触，并不仅仅停留于女性自我的心理建构，而是跨越性别的边界、国别的边界、文化的边界，展现出一个流动的、多中心的当代世界景观，凸现的是生存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演绎了一种承认差异、寻找沟通、坦诚合作、文化平等的现代神话。查建英不得不在“丛林下的冰河”中无限感慨：“归根结底，文化是‘泡’出来的。在这个缓慢自然的过程中，你所有的毛孔却得浸到水里。文化不仅有奶血之分，而且许多东西根本学不来。”〔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