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关注焦点的都市转移 70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使台湾乡土文学在1980年前后曾达到一个高潮，但到了80年代的中、后期却已呈颓势。另一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不同的文学——都市文学，取而代之成为文坛主流。究其原因，与台湾都市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台湾在经历了60年代加工出口经济的起飞，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冲击及相应的调整、70年代中后期加强基础设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经济升级、扩张阶段后，80年代更选择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电子资讯工业为主导产业。随着“十年经建计划”（1980—1989）等的实施，台湾的都市化程度急遽提高，而农村却相对萎缩。从1976年至1986年间，工业平均增长率为10%， 而农业却仅为1%左右；至80年代末，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净值”中的比重仅为5.9%。由于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人口在1985年已近达全岛人口的80%左右。80年代后期，出现了第一产业日趋萎缩，第二产业停止膨胀，第三产业逐步扩张的趋向，显示台湾经济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此外，都市化进程还明显表现在政治、文化形态上，如具有较高教育程度和广泛社会联系，重视资讯和知识，政治参与活跃的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等，特别是资讯传播网络无远弗届的笼罩，使整个台湾在某种意义上已变成一个“都市岛”。 受都市化进程的影响，台湾文学的现实关注焦点出现了明显的转移。在70年代前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取代传统农业的社会转型期中，受到最大冲击的是农村和农民，围绕此而衍生的种种问题，因此成为文学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刻划扎根乡土、默默耕耘于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形象，展现外国殖民经济入侵造成的城乡各种问题，描写社会转型中传统和现代价值的摩擦等，成为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主题。然而到了80年代，随着台湾工商社会形态的确立和膨胀，各种新的、滋生于工商社会的问题和矛盾纷纷浮现和激化，成为广大作家关注和思考的新焦点。如果说反映农村新、旧价值冲突和迁居城市的农家子弟的乡土眷恋的作品在80年代初还曾兴盛一时，从而被詹宏志称为“属于一个时代”的作品，〔1〕那很快地，它们又被新的时代主题的作品——反映“富裕社会的问题，亦即“都市文学”作品——所取代。著名乡土派小说家季季在编选尔雅版1986年度小说选时，即明确认识到：贫穷有贫穷的问题，富裕也有富裕的问题，而富裕的问题可能比贫穷的问题还要严重，因此她将“描写的不是过去穷苦人家单纯的想要赚点钱改善生活的欲望，而是在已近富裕的基础上有了更深遽更复杂的欲望”的所谓“现代都市梦”的作品，列为编选的重点。〔2〕这正是文学思潮转换、更替的典型例子之一。由于这一转换，反映现代都市富裕社会的环境污染、交通混乱、住房拥挤、人口膨胀、色情泛滥、青少年堕落、外遇和离婚率遽增等弊端，描写工商经营活动中充斥的倾轧、争斗、投机和上班族生活的机械平庸、支离破碎，刻划因社会重压和人际关系疏离而陷入孤独寂寞、焦虑不安的都市人病态心理作品，空前地大量涌现。因此，有人称“都市文学已跃居80年代台湾文学主流”，〔3〕殆非妄语。 由于文学不仅是社会物质形态的折射，更是社会精神状态的映现，因此都市文学必然感应着现代都市人的特殊精神内涵——新型都市文化意识的活跃而产生。台湾作家林耀德认为：“都市文学”并非拘限于与“乡村”对立的地域界限内的文学题材，也不再侧重于描绘外在的都市景观，而是“主要表现人类在‘广义的都市’下的生活情态，表现现代人文明化、都市化以后的思考方式，行为模式；它的多元性、复杂性、多变性。”〔4〕与此相应，80年代以来的“都市文学”作家、作品，一改乡土文学与都市格格不入的纯粹批判姿态，表现出对都市“有憎恨也有歌颂，有排拒也有拥抱’的多元情感态度。而这种情感价值的两面性，实源于都市生活本身的两面性。由于作家们大多长期在都市中生活，早已密不可分地融入都市之中，他们也许苦于都市生活的机械、单调、紧张，但又庆幸于生活的富足、优裕，再无饥寒之虞；他们感受到道德沦丧的危机，又喜于能较充分发挥个性的自由和公开竞争所带来的种种机会；他们担心被席卷而来的资讯浪潮所淹没、误导，但又得益于信息发达所带来的开阔视野、崭新观念。随着都市崛起而出现的求强求胜、充满竞争活力的新的人格，以及诸如流动而非固守的、开放而非封闭的意识观念，成为作家们彰扬的对象。黄凡《人人需要秦德夫》、《正直的范枢铭》、《财阀》等作品中对于充满活力、精明干练，掌握现代经营手段，却又崇尚实力、强权，恪守恃强凌弱、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法则的“都市强人”形象的塑造，即典型例子。此外，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个性发展的张扬，显然也是都市文化意识的重要内核，这是由于虽然机械的整齐划一可能压制了个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自由发展和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使人从封建宗主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向对于商品经济关系的依附，这就为个性发展创造了条件。这种观念转变对创作的深刻影响，首先即是作家们从农业社会对群体的重视，转向了都市社会的对个体的重视，创作的重心，则由乡土文学的注重“写人的生活”，转移到“写生活中的人”。詹宏志在选编1988年的年度小说选时，将这种现象称为作家的“个体政策”，指出：这一年的小说不再处理“一组大规模的社会现象”，而是处理“一个一个独立个别的人”；它们并不在乎这些人是否代表了某一阶层、某一族群、某一社会意义，而是在乎那个角色的“爱恨、思维和本质”。〔5〕这种“个体政策”产生， 显然也是都市文化意识在作家创作中的一种折射。 新女性主义：都市文化意识的彰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