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北京、富阳两地举行了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座谈会与学术讨论会，对郁达夫一生及其创作个性作了应有的评价，确认了郁达夫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作家”[1]的历史地位与文学地位。无疑， 这为新一轮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同年出现的文学方法革新的浪潮，推动了文学史研究突出文学本身特点、作家研究突出作家自身主体地位的发展，又给郁达夫研究提供了一个符合文学本质、效用的理论视角契合点。之后，《郁达夫研究通讯》刊行，不仅为研究者交流了信息，而且为部分学者、后起之秀提供了“自己的园地”。10年来的郁达夫研究，就是依靠了上述三者走上了新途，出现了新的研究格局，展现了新的风貌，取得了可喜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0年国内外出版专著、编著、译著、传记20余种；论文、史料、考证、笺注100多篇，各类文集相继重新付梓；《金秋桂花迟》、 《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郁达夫之死》等电影、电视剧、传记片也先后拍摄了不下六、七部。 （一） 郁达夫是在本世纪中外文化撞击中成长的作家。民族文化传统培育了他的艺术良知与耿介不阿的道德操守。“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文化的熏陶，又给予了他作为“现代人”应具的现代化品格。在思想意识和人格观念上与传统文化培育下的封建士大夫有着很大差异。这种历史的困惑，本身就揭示了研究者只有将作家自身的主体地位与灵魂物化的结晶——文本置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与理论视角——“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以“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为基础的“人的文学”观念的确立的大背景下予以检视，才能真正看清对象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才能揭示郁达夫作为一个具有现代品格的真正文人的深刻意蕴与丰富涵义。 1986—1996期间对郁达夫小说的研究，就是在这种理论视角和文化意识下展开的。 把郁达夫的早期作品，置于“五四”特定的文化背景上，试图从文学本义——人学这个观念阐述郁达夫早期小说的意义及其作家的艺术良知，是视角相似的几篇专题论文的共同点[2]。研究者认为， “五四”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解救危难的中国，寻求一个崭新的国家而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对传统国家观念的洗刷和更新上。闻一多、艾青、戴望舒等人的诗作所表达的是一个“现代化”的、理想的、甚至是一个红彤彤的完美的中国。而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虽然也为同一目标奋斗探索，但是他们似乎更注重文学的本义——人学观念，更注重阐发人的自我价值，注重人的自我解放和觉醒，更契合“五四”人文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则为“人的文学”主张的提倡。其观念结构则以“灵肉合一观（自然人性论）为基础，以个性主义与博爱型人道主义为两个主要的理论支柱……”[3]。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说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的“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但他只是从本体论上对人性和人的价值进行阐述和张扬。而郁达夫则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使这种“主义”的现代意识脱离传统思想的钳制，在人类历史与“五四”人文思潮的发展中，独立不羁，超然放达，挚著地追求个性自由，充分展现个体生命潜在、动荡的激流，实际上已涵摄了庞大的历史与文化内容。从这个意义论，郁达夫前期小说的全部意义在于他艺术地把握了“五四”人文主义精神发展的理性要求，即把自己对人生、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转向到对艺术、对文学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他早期作品所表现的中国人深受日本人侮辱而产生的屈辱感往往是和中国落后的焦虑感联在一起的。因此，现代人的苦闷，灵与肉的冲突，常常成为他早期作品的主题，而在表现形式上，又往往是外向的、政治的、社会的。他抨击黑暗，揭露时弊，诉说苦闷，诅咒岛国的“狭量”、“险恶”、“无情”和故国的“群魔乱舞”、“百鬼成行”……屈辱与愤恨，焦虑与无奈、率真与无情的情感表现了一个文人的艺术良知。 文学是“人学”，是“人心史”。文学的主体意识就是人的主体意识。郁达夫前期作品通过人的精神个体和生命欲求，通过主体的心态与生态描写，不仅艺术地再现了“五四”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理性要求，而且也表明了“五四”作家以适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笔法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生活及其情绪感兴的文学形态，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是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 郁达夫小说现代化品格研究的专题论文不多。进入90年代，思维、视角、观念较新颖的当为《论创造社文学的现代化品格》[4]。 作者把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独立不倚的精神和踔厉风发的意气”视为“五四”时代个性解放，“思想奔放的现代化文学品格的典型体现”，认为这种精神和意气本身，就是“这一社团的现代化人格形象”。郁达夫的《沉沦》以哀伤幽婉的语言诉尽了时代青年的人生苦闷和青春悲哀，喊出了个性、人性的肯定、解放和发展的时代要求。这种鲜明强烈的现代化品格“投合着那个时代觉醒了的‘现代人’的心，在客观上充任了‘五四’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者角色，应合了这一时代对文学创作主体的现代化要求。”在创作中，则“典型地表现为现代人生活感兴和现代人生真谛的文学形态”，直接表现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感兴情绪。《沉沦》乃至“于质夫”系列小说中的情感病态和“凄切的孤单”等“零余”之感，甚至显露出来的对于既成道德秩序抑压不住的超越和反叛，无论是亢奋热烈的还是灰冷感伤的，“都是‘五四’时期这个特定时代氛围下具有敏锐感知的现代人所普遍领受或乐于认同的。”郁达夫等人的创造社文学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巨大影响，学者也都乐于把“五四”时代精神与郁达夫等人的创造社文学表现的现代情绪、感兴直接联系起来，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在现代化气息的强烈性和集中性上典型地展现了‘五四’时代风采。” 然而，我们看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几乎都用现代感知的方式进行创作。他们的区别又在哪里？研究者以同时代的鲁迅作比，不仅显示了主体的全景意识，而且在比较中，更显示出郁达夫小说文体的全新意义。诚如研究者指出，鲁迅的现代感知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体、民族主体的理性自觉的价值追求上。他的文学选择旨在“撄策人心”，让国人脱弃愚钝麻木而敏于自觉。鲁迅的全部文学业绩使得他成为一个冷峻而理性的现代感知形象。而郁达夫等人的现代感知则“主要立足于自我主体，从自我强烈的情绪感受出发，努力反映现代生活的脉搏与气息。表现现代人的心理感应和生命节律。”作品中的表现形态便是自我情绪、时代情绪和普遍的人类情绪。作为这种美学选择和文学倾向的理论表述，就是强调情绪表现是文学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