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先生是“五四”文坛宿将，是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个发起人之一，1925年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和散文集《空山灵雨》。但他主要从事教学及宗教学研究，1925年后发表小说作品不多，只出了一部小说集《危巢坠简》（收《春桃》等11篇）。1935年应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后，忙于改革教育与社会活动，小说写得更少。目前见到的仅有两篇：1939年的《玉官》（中篇，连载于《大风旬刊》第29至36期）和1941年的《铁鱼的鳃》（短篇，刊《大风旬刊》第48期）。在大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数十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一类的著作中，提到这两篇小说的很少，偶有一、两部提到的也评价不高。它们的被冷遇和萧红的在港小说（《呼兰河传》等）在大陆的走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历史的不公正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关键则在于许地山这两篇作品（特别是《玉官》的复杂性和多义性。 先说《玉官》。小说面对的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几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作家想通过一个闽南小县的风云变幻及一个闽南农妇的悲剧命运，来反映整个中国的历史变迁和整个中国人民的悲剧。对许地山来说，这部中篇是他的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它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所作的艺术概括，既是波澜壮阔的，也是基本准确的。《玉官》，应该看成他的《商人妇》、《换巢鸾凤》、《黄昏后》、《缀网劳蛛》、《春桃》、《女儿心》等一系列小说作品的发展与提高。 从社会写实的角度看，《玉官》切入的完全是一个新的剖面：洋教（基督教）渗入中国穷乡辟壤后所引起的社会变化与心理变化。玉官，是一位甲午海战烈士的遗孀，也是一位十分传统的崇敬祖先的农村妇女。开始，她对洋教是一点好感也没有的。然而，就是她，在几经周折之后，不仅入了教，而且成了一名传教士，一名“圣经女人”，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闽南侨乡。许地山这样刻划他的女主角，显然命意非浅。尽管玉官即使在当了传教士之后，依然对洋教将信将疑，内心充满了惶惑和痛苦，（她“闭着眼睛求上帝，睁着眼睛求祖宗”），然而，她毕竟入了洋教，毕竟成了“吃教”的一分子。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她马上得到了“人身保险”，原来一天到晚欺侮她的堂小叔粪扫立时逃遁他乡（当然还有另案在身），她的儿子、孙子都相继得到了教会的培养，儿子且留学美国得了洋文凭，讨了阔太太，当了小官僚，爬上了上流社会。这是玉官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对她来说，门庭改换了，光宗耀祖了，她由一名穷苦农妇变成了一名官僚的老太太。洋教，是多么的威力巨大！在义和团、八国联军、甲午海战之后，在廿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这样深入、细致地表现洋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大以及这种扩大必然带来的社会影响，应该说许地山独具慧眼，只此一家。 大清官僚及其子女的洋化，也是《玉官》成功反映的另一重要社会内容。出现在许地山笔下的这位大清官僚是一位道台，官并不很大，然而，这位黄道台却是“钦差大臣李爵相幕府里熟悉洋务的一位顶红的”人物。所谓李爵相，就是李鸿章。可见这位“顶红的黄道台”官虽不大，势力却不小。他的太太不仅花钱如流水，而且一下子就把卖孩子给她而她自己并不了解的粪扫荐到“苏松太兵备道衙门”当了一名“亲兵什长”。小说对道台夫妇着墨不多（道台本人且并未出面），它要写的是他们买来的那位养女，即后来成了玉官儿媳妇的雅丽。这位并不知自己身世的娇小姐（黄安妮），本来只知吃喝玩乐，并不懂得读书上进。靠着她“父亲”的权和钱，她不仅出洋留美，而且在美一住十年，成了一名毕不了业、也不想毕业的学混子。这种纨绔子弟新一代的留学史，也是许地山留给我们的极有意味的一笔。这也是他的《三博士》等小说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从遥远的欧洲影响到了远东的中国，造成了中国世道人心的大动乱： 欧洲的大战，使教会在乡间的工作不如从前那么顺利。这情形到处都可以看出来。因为一方面出钱的母会大减布道的经费；另一方面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们因为同教的民族自相残杀，更得着理论的根据。接着又来了种种主义，如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运动，从都市传到乡间，从口讲达到身行。这是社会制度上一场大风雨，思想上一度大波澜…… 许地山试图反映这场“大风雨”、“大波澜”，他也抓到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斗争这一症结。但由于他的超党派立场，他对国共两党、两军皆无好感，笔下皆有贬抑。我们无意要《玉官》为十年苏维埃运动唱赞歌，但它也不应因一些道听途说或某些报刊的“反宣传”而把“土共”（即红军地方武装）说得一塌糊涂。这不能不说是《玉官》唯一的败笔。不过，“小眚不掩大德”，这一点并不足以否定《玉官》，因为它在《玉官》中只是一段插曲，并非它的主体结构，不能以偏概全。 还应该看到的是，《玉官》在写作上走的仍然是以传奇故事反映现实生活的路子。为了故事的离奇曲折，难免有一些夸张失实之处。这一点，我们在许地山的《换巢鸾凤》、《女儿心》等作品中早就有所发现，这里所写“土共”的传奇故事依然并不稀奇。许地山不是反共作家，他是把政府军和“土共”等量齐观的。抗战之后，在事实的教育下，他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了正确的认识。 《玉官》最成功之处还是玉官形象的塑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比春桃一点也不逊色的典型形象。懵懵懂懂入洋教，懵懵懂懂传教洋，真可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然而妙也就妙在这种懵懵懂懂上。玉官的最高人生理想，始终是为自己立一块节孝牌坊。然而，大清灭亡了，牌坊不兴了，这实在是她的莫大遗憾。这哪里象一个洋教徒？难怪她一边祈祷着上帝，一边还要跪拜自己的祖先；总觉得《圣经》不管事，还要同时带一本《易经》。在她看来，拜《易经》就是拜祖先。《玉官》的这些描写，真可谓入木三分地抓住了绝大多数中国洋教徒（特别农民教徒）的思想神髓，也是对基督教拉夫入教、扩张势力、滥竽充数的绝妙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