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将鲁迅研究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独立开来，使之成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比肩而存并且其内涵的丰富性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鲁迅学”，彭定安是首倡者与奠立人。多年来，他为这一学科的日臻成熟，做着不可或缺亦不可替代的工作。 在鲁迅百年诞辰时，彭定安撰写了两篇极为重要的文章：《一个建议：创立鲁迅学》〔1〕和《关于鲁迅研究的设想》〔2〕。两文从鲁迅在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位，鲁迅研究对于中国的今天及明天、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巨大意义，鲁迅研究的历史发展及业已取得的辉煌成就等方面，论述了建立“鲁迅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于“鲁迅学”的内容，彭定安为之建构了如下体系：（一）鲁迅生平、传记研究；（二）鲁迅思想研究；（三）鲁迅著作研究；（四）“鲁迅面面观”的研究；（五）鲁迅研究之研究，鲁迅研究史之研究；（六）外国的鲁迅研究之研究；（七）鲁迅研究的文献学。对于每一项的具体涵盖内容，既已取得的成就及不足，今后应取的发展路径，都作了言简意赅、极其精辟的阐释。文中还对“鲁迅学”的研究方法作了规定：（一）进行多学科研究；（二）加强综合研究；（三）加强比较研究；（四）加强研究工作和实际的结合；（五）加强普及工作。显而易见，这些研究方法都是非常契合鲁迅这一研究对象的；而这些研究方法的提出，亦正是基于对鲁迅研究、对“鲁迅学”的本质属性的谙熟与把握。 自彭定安于1980年底首次提出建立“鲁迅学”这一倡议，迄今已17年了。我们惊喜地发现，这17年的鲁迅研究，或说这17年的“鲁迅学”，正是沿着他所提出的设想前进，按照他所规定的方法操作。例如，他曾提出：“编写详尽的、有学术意义的鲁迅年谱，编写详尽的有学术价值的鲁迅传记。这样的年谱和传记，可以有多种，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现在，这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现实：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了详尽的《鲁迅年谱》，唐弢撰写了详尽的、多卷本的《鲁迅传——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因作者逝世未能全部完成），彭定安本人写作了《走向鲁迅世界》，林贤治完成了《人间鲁迅》，……并且形成了“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的鲁迅传记系列；又如彭定安提出，要对鲁迅藏书进行全面的系列研究，如今我们看到了姚锡佩、赵英等人关于鲁迅藏书的周详而精深的研究；他还指出，“鲁迅学”的内容应包括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的研究，他自己在这方面身体力行，先后贡献了《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与人合著）及《突破与超越——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两部巨著；他强调要开展鲁迅研究之研究、鲁迅研究史之研究，于是我们看到了袁良骏、王富仁、陈金淦等先生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他认为“外国的鲁迅研究之研究”是“鲁迅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由他本人主编、著名学者吕元明等参与撰写的《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就对日本的鲁迅研究进行了空前全面而深入的总结，张杰更是撰写了关于俄苏、日本、东欧、英美诸多国家鲁迅研究之研究的系列论文；如此等等。诚然，上述每一部（篇）论著未见得都是自觉地遵照彭定安提出的“鲁迅学”体系构想与方法去操作和完成；但唯其如此，方正显现出他关于“鲁迅学”的设计正体现出鲁迅研究发展的历史趋势，它概括了这一学科的本质属性、全部内容及独立价值。事实上，彭安定关于建立“鲁迅学”的提议不独在鲁迅研究的实践中发生了巨大作用，而且在鲁迅研究界中也得到了普遍的理论回应。老一辈学者陈鸣树、王永生，中青年学者朱文华，还分别写有专文。陈鸣树在他的《建立鲁迅学的建议，好！》〔 3〕一文中写道：“彭定安同志提出建立鲁迅学的建议，可谓先得我心，实在很好。”希望此举能够“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王永生的《也谈创立“鲁迅学”》〔4〕、 朱文华的《也谈“鲁迅学 ’的体系》〔5〕都对彭定安的建议给予高度评价，都对“鲁迅学”这一提法给予认同。而今，“鲁迅学”早已以自己的独特风姿、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法包容的内涵与品格，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彭定安作出了不可抹煞的重大贡献。 作为“鲁迅学”的创立者，彭定安不独始终进行着对鲁迅这一伟大探索者的世界的全方位、多侧面的探索，而且一直关注着整个鲁迅研究发展的态势，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鲁迅研究之研究的重要论文。这事实上是他对“鲁迅学”这一学科本身的学科建设所作出的新贡献”。他在《“鲁迅世界”的新开始——1982—1986年鲁迅研究一瞥》〔6 〕中提出鲁迅乃是一个“世界”：“鲁迅——一个浩瀚恢宏的世界，这是中国与中国文化，部分地也是世界文化的‘世界’”。“鲁迅世界”这一术语的炼就与提出，极为精湛地概括了鲁迅的博大精深、万千气象，也昭示出对鲁迅的探索永无止境：对于任何一个“世界”，我们都是无法穷尽的。“鲁迅世界”的提出，与“鲁迅学”的提出，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两者甚至有着互相依存、相互发明之关系：鲁迅是一个“世界”，决定了“鲁迅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鲁迅学”的创立，又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探索“鲁迅世界”。要之，“鲁迅世界”的指出，应视为“鲁迅学”建立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文中，他通过对四年来鲁迅研究的“一瞥”，发觉了“正在酝酿着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从更开放的大系统的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的框架中，以更新的研究意识与方法，来进一步打开和深入研究鲁迅世界”的趋向。当然，他也发现了“在新开拓的鲁迅世界的周围”，有一股贬损与否定鲁迅的烟尘，试图“遮掩这个世界”，他对此痛加批驳。在两年后的《在鲁迅问题上的两极现象》〔 7〕一文中，他对上述现象的产生进行了更为透辟的分析，仍执著地规划着、充实着、提高着他的“鲁迅学”的学科建设。他写道：“关于鲁迅学的建设，我以为工作还很多。”并提出，必须开展“鲁迅的文化研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文化的鲁迅”进行考察：“一、在中国文化史的发展中研究鲁迅；二、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中研究鲁迅。现在对‘五四’的研究不够，好坏两方面都研究得不够；三、在世界文化史中考察鲁迅。”近十余年的鲁迅研究，正是在这些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如张杰的关于鲁迅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研究），鲁迅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尤其是鲁迅与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等的关系（如姚锡佩的关于鲁迅与德国哲学著作的研究），都有许多有分量的著述问世。而对“五四”的研究，近几年也不断深化，尽管有争论，有歧义，甚至产生了新的迷误和谬误，但从总体而言，有利于深化对鲁迅的研究。时隔不到半年，彭定安又发表了《评价鲁迅不应脱离历史条件》〔 8〕的答记者问，指出：“一个人的、文化的、真实的、可亲可近的鲁迅正逐步恢复他的本来面目。”这事实上是对“鲁迅学”正确发展路向的总结与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