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讲话中，借用犹太人的谚语“人一思索，上帝就会发笑”来说明小说是一种创造的艺术，是人类不断反思与创造的智慧结晶。 就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历史区段而言，陕西的小说家们听到过两次上帝的笑声。第一次是五十年代末。继五十年代初《保卫延安》之后，于五十年代末《创业史》（第一部）的出现，标志着陕西小说创作，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艺术高度。但是，今天看来，这笑声中不免带有几份苦涩。这苦涩中隐含着深意。第二次笑声，是在九十年代初。陕西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人生》、《浮躁》、《平凡的世界》等之后，以集团军式的力量，推出了《废都》、《白鹿原》等多部长篇小说。同时，又有《赌徒》、《老旦是一棵树》等中短篇小说。这次，上帝的笑声似乎更为会心一些。但是，这会心之中，仍然隐含着一种焦虑与期待。但是，不管怎么说，上帝总是发出了笑声。现在的问题是，在认真反思前两次上帝笑声的基础，去更为认真地思考在世纪之交，如何创造出能够让上帝真正会心地发笑的艺术殿堂。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小说创作，走过了一条从在激情推动下近乎疯狂的艺术试验，到拉开文学艺术历史时期区段，进行艺术沉思与综合的道路。不可否认，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小说创作，在艺术探索上，出现了惊人的景观。过后，人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景观中，激情有余而冷静思考不足。此时，陕西虽然也出现了《人生》、《浮躁》等引起上帝驻目的作品，但从整体上来看，还不足以引起上帝的笑声。在这充分张扬激情的个性的年代，陕西小说创作并未走向全国的最前列。或者说，陕西的小说家们不善于在激情的波浪中去充分显现自己的风采，而更长于脚踏实地地去思考，去苦苦地写作。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比别人慢一拍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当赶潮者们把西方所有近现代小说艺术样式都过了一遍之后，陕西的小说家们才跚跚来迟地把带有一定西方味的艺术吸收到自己的艺术创造世界。与别人相比，他们的艺术构造中，仍然是具有更多的中国味。这样，当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给小说家们提出深思与综合的期望时，陕西小说家的慢却发生了喜剧性的转化。九十年代初期，更具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艺术精神的《废都》、《白鹿原》等作品，赢得了人们更多的关注，直至今日，仍谈兴未绝。《白鹿原》《废都》等作品引人深思的地方，在于能面对具有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的这块深厚的黄土地的意蕴，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民族历史命运和文化精神。这大概是上帝对陕西小说创作发笑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是，艺术创造，是一部不断超越的历史。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对于处于世纪之交的小说家们来说，面对小说艺术探索已经走过了几百年历史的今天，更为重要的恐怕不是艺术形式的戏法变换，而是小说家们对于人自身，对于人类历史命运和文化精神更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不是从某种先定的意识形态，或者外在社会话语出发，而是从小说家对于人，对于人类命运，对于生命的深切体验与思考出发，去发出自己独立存在的艺术声音。当以此为思考的逻辑起点，去审视陕西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时，人们就会体味到上帝笑声中所隐含的焦忧与期待意味。特别是当二十一世纪一步一步向人们逼近时，陕西小说创作上潜存的，甚至以优点面目出现的缺陷，就越来越明显了。对此，人们难免不无忧虑地发出疑问：面对二十一世纪，上帝还会向陕西小说创作发出笑声吗？ 陕西的小说创作，就创作主体而言，承担主力军的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小说家。他们以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为代表。他们这一代作家，虽然有的人从六十年代便开始了文学写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包括邹志安、京夫、赵熙、王宝成、莫伸、程海、高建群、李天芳、王蓬、王晓新、蒋金彦、韩起等等所构成的庞大阵容，真正走向中国文坛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于八十年代后期，显示出了自己的创作实力，并开始分化。象王宝成、莫伸、王吉呈等，将主要精力或放在了影视文学创作，或对报告文学创作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就其成分而言，他们一是大部分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农裔城籍”作家（借用李星说法，见其《“农裔城籍”作家的心理世界》一文）。二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占的比例小于未受过高等教育者。从所承续的文学传统而言，他们最大限度地继承了陕西五、六十年代的艺术传统，走的是一条文学为人生、为社会服务的创作道路。就创作的思维方式而言，主要是以自己所生存、体验过的生活为思维的逻辑起点，以社会——历史为基本的思维框架，去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贾平凹是个特例）。这代作家，由于自己特殊生存历程所致，大都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对社会生活，对人生有着比较深刻的情感体验。特别是对土地，对乡村文化，对农民的精神、情感、生命方式等，具有更为深切的把握。而且，他们这一代作家，历史使命感特别沉重而强烈。因此，他们基本的小说创作模式，是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型的。他们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不是以艺术表现形式的新奇性和探索的先锋性见长，而是以深厚的生活积累，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对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的深刻把握而显示出自己的创作实力。客观地讲，这一代小说家艺术创造的突发性的爆发力目前已经消退，他们于九十年代表现出更为沉稳的艺术思考。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不是创造自己的艺术形象，而是突破自己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