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六年第七期发表了《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重见天日》一文，并影印了当年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的贺信全文。贺信落款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四月十七日刊出。贺信发现者于是查到《鲁迅日记》中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有关茅盾多次去鲁迅寓所的记载：二十日“明甫来。”二十三日“午后明甫来。”二十五日“明甫来。”二十七日“午后明甫来。”以此印证《斗争》报上的发现，说明两位文化巨人确曾商量起草并发出贺信。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些日子，茅盾造访鲁迅完全是为了商量安排另外一桩同样也很有意义的事情。二十三日“午后明甫来”，这天的日记如果引得较全一点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午后明甫来，萧军、悄吟来；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这么多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次事先已约定好了的聚会。这次聚会，连鲁迅在内一共六人，即：鲁迅、茅盾、萧军、萧红、史沫特莱以及一周前（3月15日）刚刚在上海创刊的英文半月刊“The Voice of China ”（《中国呼声》）的编辑M.格兰尼奇，他是一位国际共运远东支部的书记。我们再来参看一下鲁迅的书信就会明白这一天他们是为什么聚会了。《书信·360218 致沈雁冰》：“新八股已经做好，奉呈。……稿件已分别托出。但胡风问：这文章是写给什么人看的？——中国人呢，外国人？”“新八股”是指《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而“已分别托出”的“稿件”，一是请胡风为英文本《子夜》写的有关作者情况的介绍，一是请萧军为《中国呼声》撰写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胡风萧军的这两篇稿子都是受史沫特莱的委托而约写的。《书信·360223 致萧军》对约稿事就说得很明白了：“义军的事情，急于应用，等通信恐怕来不及，所以请你把过去二三年中的经过（用回忆记的形式就好），撮要述给他们，愈快愈好，可先写给一二千字，余续写。”“见胡风时，望转告：那一篇文章，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后一句让转告的话可以不去管它，这里所谓“义军的事情”就是约请萧军撰写的《东北义勇军》一文。史沫特莱不仅稿催得急，而且还希望与《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作者约谈一次，与格兰尼奇一起对这两位东北流亡来的作家进行采访；当然他们也要采访鲁迅，请他为《中国呼声》写文章，支持他们新创办的这份英文刊物。于是就请了茅盾与鲁迅具体商量安排。三月七日鲁迅给茅盾回信说：“礼拜一日，因为到一个冷房子里去找书，不小心，中寒而大气喘，几乎卒倒，由注射治愈，至今还不能下楼梯。 ”“S那里现在不能去，因为不能走动。倘非谈不可，那么，她到寓里来，怎样？”（《书信·360307 致沈雁冰》）这样经过几次的面商和不断的书信联系，才促成了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在鲁迅寓所里的工作座谈。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这是《中国呼声》杂志在鲁迅寓所召开的一个小型采访组稿座谈会。《鲁迅日记》中还提到孙夫人的信和所送的糖食和茶叶等。这有可能是宋庆龄得知鲁迅大病初愈之后特意请史沫特莱搭去并代她致意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次聚会宋庆龄事先当然也就知道。座谈会是由茅盾先生担任的中英文翻译。 就是为了这次组稿和座谈，茅盾与鲁迅常常书信往还；三月中下旬茅盾更几次去鲁迅家，与他碰头商量。除了《中国呼声》的约稿，当然还有一些日常工作要谈，如复刊后的《译文》杂志，关于《海上述林》、《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诸书的出版，等等。 三月二十八日萧军终于把写好的稿子《东北义勇军》交给了鲁迅；当天晚上二萧还应邀陪同鲁迅、周建人全家人一起去看了电影《绝岛沈珠记》下集。第二天二十九日星期日，这一天恰没有客人去鲁迅家打扰，鲁迅必定乘空审读了萧军为《中国呼声》写的文章。三十日，《鲁迅日记》便记有：“下午以萧军稿寄明甫。”后来萧军的这一篇《东北义勇军》与鲁迅的著名文章《写于深夜里》（1936·4·7）同时发表在《中国呼声》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的第一卷第六期上。 事实就是这样的。 整个三月间鲁迅与史沫特莱仅仅集体会见过一次。茅盾则是他们之间沟通信息的桥梁。他们都在为别的事忙碌着，并没有商量拟电或起草贺信的事情。 现在除了鲁迅的第一手的原始记录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外，茅盾的回忆也是很有力的旁证。“关于贺长征电”的回忆茅盾写了不少，这里且举一九七七年四月八日他给孔罗荪的信里谈到的几点： 一、史沫特莱把长征胜利事告鲁迅，……并建议鲁迅去电祝贺。 二、鲁迅把此事告诉我，但那时电文未拟就。…… 三、此后，因为那时忙于别事，跟鲁迅相见时都谈这些事，（这些事有对付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有关左联内部纠纷的等等），就没有再问鲁迅电贺的事；鲁迅也未提。遇见史沫特莱时，也没有谈及此事。 四、进入一九三六年，当前要做的事更多了，我把电贺事完全忘了，鲁迅似乎也忘了，都没有再提（请注意，当时我虽然常到鲁迅家，但每次都有事而去，谈完了那件事就走了，根本不能长时间聊天。） 五、解放后，成立鲁迅博物馆，预展时我看到有一幅画是我与鲁迅在拟电文（贺长征胜利），大为惊异，当即告诉他们，事实不是两人合拟而是鲁迅一人拟的，且我那时未见电文原稿，也不知有那些人（除鲁迅外）在电尾署名。 …… 七、史沫特莱如何转发此电，史沫特莱回忆录（早有英文版）未谈及，且根本未提及她建议鲁迅发电事。…… 这些回忆都正好可以和笔者对鲁迅日记及书信的分析印证；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也证明了茅盾的回忆基本属实。这样也就可以知道：那种认为《鲁迅日记》中的多处“明甫来”是为了贺电的事，是与事实不符的。茅盾还特别提醒：他那时去鲁迅家不是为了商量起草贺电或贺信事；他甚至根本不知情，连电文的内容及用何人的名义发出他都一概不知道。虽然他并没有推翻鲁迅拟电稿之事，但他否认了与鲁迅共同署名。他表示当时自己只是听到了一个“建议”，一个并未具体化而只是表示意向的“建议”，随后也就忘了，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