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是一种评判社会的手段。文化，广义理解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狭义理解则“是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1〕。 文化批判是指对某种文化所作的定性描述与评价，是在对历时文化形态（即某种程度上所指的传统文化）作深入了解之后，对其病端、缺失的审视。从内涵上看，它包括了政治、经济、风俗、精神风貌、情感状态等诸多方面的主观价值判定。 作家特别是乡土作家运用文化批判武器考察分析社会——尤其是作为创作对象的乡村社会——的时候，他必然会追问构成此种社会形态的历史背景、现实社会状况、乡村群体构成，以及它的发展流向。20年代的乡村社会大体上是复杂而多变的。一方面，五四运动虽落潮，但其对农村的影响则刚开始不久，长期以来的封建统治结构已有些颤微的变化，复苏人性，争取身心自由等趋向已更明显。另一方面则是军阀混战和长期经济形态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农村经济凋敝，农人命运多舛，民风习性的耐力坚固，外界变化冲击在乡村显得极为迟滞。这也促使乡土小说作家更为主动、积极地思索乡村变革的文化力量，因为“他们先后拥有并共存的都市现代文明价值观念和乡村传统价值观念……形成反差与对照，甚至冲突”〔2〕，甚至更为径捷地进行文化批判。 如果从更广范围，从文化进程角度去考察，可以看到五四文化运动在大量接受西方文化思潮，重新整合、构成中国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加深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乃至死结的认识，比如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就是显例；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西学东渐中拓宽了知识界视域，以民主、科学、新伦理等观念渗透进中国民族文化中，并使之发生结构性变化，如文化界以白话取代文言，平民意识的兴起（胡适、得半农等不惮掇取引车卖浆者言语而关注下层群落状况，以及周作人倡导“平民文学”等均可实证）。这些变化在“五四”落潮后，“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3〕的中国文坛还是有较大影响的，20 年代乡土小说便是受此影响而产生的。鲁迅“五四”前后创作的以农村题材反映大变化的时代特征的小说，文学研究会“人生派”作家“为人生”而摹写“血和泪”的文学，等等都直接影响、推动乡土作家对20年代乡村社会作出从个性释放到社会解放的整体观照。乡土小说所呈现的表现广阔的现实社会，描写卑微社会人生的文学意识，已成为作家创作中自觉的、潜在的无意识追求。 20年代乡土小说表层呈现出的乡土特色、奇异的风土人情，如水葬、冥婚、典妻、鬼节等远离现代文明的存在方式，实质上是乡土作家不自觉的真实描写，但又溶入了作家惊人的文化思考，这便是乡恋与忧患、文明与蒙昧，社会因袭力量与文化批判刀锋的矛盾对比，在这个过程中隐藏乡土作家的哲理思考与价值趋向。特别是那些因“生活的驱使”而奔走于都市与乡村间的青年作家，他们继“问题小说”、“自我抒情小说”之后，借鉴小说“观念化倾向”与“情感外化色彩”的得失，拿起笔来描写他们所生活过的乡村生活，如许钦文写古老而沉闷的江南乡镇，许杰写民风强悍的原始性山区，蹇先艾写闭塞而偏远的贵州，王鲁彦写受近代工业文明冲击的海滨村镇，等等。乡土小说家写自己熟悉、洞察过的乡村底层生活，以其鲜明的同情与批判笔锋呈现着对“问题小说”和“自我抒情小说”的纠偏与发展。其标志性内涵可以从国民性抨击、人道主义的情感支持、险恶命运背后的思考三个方面、三个角度来体现。 首先，乡土小说家致力于广大乡村群落集体的国民性探讨，从长期以来的精神蒙昧角度寻求农民思想落后、人性麻木的根源。这也是20年代乡土小说揭示的最基本主题。对乡土小说家来说，对国民性的思考也自有它的根源与特色。稍稍回顾“五四”文学便可知道，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倡导的个性解放作为一种思潮，已深深地烙印在作家主体的思想意识中，再加上“五四”落潮后，人们追求的时代激情已消蚀，从而陷入苦闷和徘徊的境地，20年代的作家们便从追求个性解放转向为社会解放，去抨击深潜于社会的封建思想病根，把焦急而恳切的目光投向了对黑暗现实的诅咒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在这之前，鲁迅就为批判国民劣根性作出了示范性功绩，他创作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 正传》等将剑锋指对国民性弱点和封建思想病灶，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4〕，主张作家要正视人生现象，揭露社会黑暗的真相， 特别是揭露落后的国民性，以“揭起疾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 文学研究会作家叶绍钧也主张文学要“写出全民族的普遍黑暗，使酣睡不醒的大众也会跳将起来”〔6〕。 在这样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的启示下，乡土作家找到了创作需求的出发点：拿起笔来改良这人生，执着描写乡村社会不幸的人们，塑造具有不同国民性特征的群像，以揭示出愚昧、麻木的精神病态，这是他们进行文化批判的最初出发点。第一类是受鲁迅影响，在20年代乡土小说中构造了懦弱、随遇而安的阿Q 式人的画廊，如彭家煌的《陈四爹的牛》中的猪三哈，王鲁彦的《阿长贼骨头》中的阿长，台静农的《天二哥》中的天二哥，等等，都有阿Q 式的病态精神风貌。但这些作品在反封建礼教中，缺少了鲁迅式的思想深度和洞察力度。第二类是怨天忧人、单独而艰苦挣扎着活下去的农民形象，他们谨守“命中注定”的格言，无意进取，精神落泊。如失了业只怪天公不作好、整天靠典当家产而仍然酗酒度日的精神失守者（潘漠华《晚上》），遇荒年忍痛卖了妻子、却认命运的降临聊以自慰的李小（台静农《蚯蚓行》），这些人已经做稳了奴隶，沉弱于浊酒而消蚀残年，甚至有的弃绝人世而求得解脱。第三类是那些冷漠、麻木而自私的看客，王鲁彦《柚子》写浏阳门外可以看到那些看杀头如落柚子的看客们蜂拥的身影，蹇先艾的《水葬》中村里男女盛妆看水葬的热闹笑声，正是其内心冷漠的鲜明对比。作家展示了长期封建宗法思想、伦理思想对人们头脑禁锢、毒害所扭曲的心灵空间，这也是难以拂去的民族悲剧心理。乡土小说家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笔触直面国民性病态，从思想深度批判了盲目屈从、冷漠自私的残缺心灵，不能不令人深思其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