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认为上个世纪以来，“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1〕。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特征之一； 就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来说，也的确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是由于近、现代印刷工业导致市场文化决定了20世纪文学的基本生产方式，随着报刊、杂志的成本下降而广告增加，它必须以日新月异的丰富性和特殊性吸引读者，要求创办各种各样的专栏适应社会文化生活的进步和繁荣。这样，包括“美文”、“连载小说”等等的体裁形式便应运而生；在本雅明看来，甚至连批评文章也是作为报刊的一个栏目被阅读接受的。因此，期刊杂志也就实际上成为一个个中心，组织着文学的生产力，反映着文学的生产关系。于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期刊杂志也可以看作是科学影响乃至决定文学发展的一种时代标志。所以，我们结合五四时代“赛先生”的历史文化规定性，选择了《晨报副镌（刊）》和《科学》杂志为例，来探讨其中直接或间接的种种联系。 一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回顾1920年—1922年的文坛“情景”时，指出“《晨报副刊》……露出头角来了，然而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2〕。那么，它“注重”些什么呢？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回顾五四文学的历史发展，也特别指出《晨报副刊》“是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3〕。那么，这种“颇大”的“影响”， 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只要详细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不能忽视了“赛先生”。 《晨报副刊》创刊伊始，就在头版头条等重要位置，开设了“科学谈”、“卫生浅说”、“地质浅说”、“科学浅说”等栏目；并持之以恒，采取连载专论等方式，发表了大量译著文章介绍科学知识，涉及地质、天文、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动物学、植物学、心理学等等学科。其中较为突出的如：“予仁”的地质学介绍，每次连载，几乎都发表在第一版的头条位置，仅1921年10月至12月间，就达8次共30余期。 “予仁”的矿物学及古生物学文章也常常发表在头版头条。“余幼尘”的生理卫生及医学知识介绍，仅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抽样统计， 就刊（连）载了14次共50多期。而“疑始”的《电是什么》在第一版连载了15期；《动物界的寿命》逐日连载达1个多月（1922年2月24日至3 月31日）等等。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晨报副刊》对于宣传、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视，并切实付出了持之不懈的努力。直至徐志摩接编，这种“赛先生”的鲜明时代特色，在《晨报副刊》上的体现基本没有改变。尽管从1923年下半年起，渐渐增大了文艺创作的比重。 应该说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是五四新文化期刊、杂志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与当时比较开放的社会思潮和接受心态直接相关。我们也正是在新文化期刊、杂志的综合性基础上，来具体考察“赛先生”表现在《晨报副刊》上的种种文艺性特点的。首先，《晨报副刊》初期“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并不等于说它在科学宣传与知识介绍中彻底地排斥文艺，而完全等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的普及性期刊；恰恰相反，《晨报副刊》这一时期的科学宣传和知识介绍，还是比较注意通俗性、娱乐性等文艺特点的。这在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发展初期尤为难能可贵，只不过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历代研究工作者的足够重视罢了。 比如“开心话”栏目，以发表了鲁迅的《阿Q正传》而广为人知。 但却少有人提及这个栏目中发表的其它有关科学宣传或科普文艺方面的重要内容。“犬儒”（即夏敬农）在发表于1921年11月20日“开心话”栏目的《雷祖爷欢天喜地》里，针对“看见窗门缝里射入电光，便只道是闪电娘娘拿了两面大镜，窥测人心善恶”的封建迷信，生动形象地介绍了“英国出了一位培根老爷，说天上这些雷公电母之流，只要人有力量，都可以捉来当听差当老妈”。“接着一位雷祖爷的大冤家对头佛兰克林先生出来了”，于是“雷氏一族，男女老幼，都被佛兰克林先生收服，到人类中来服务”： ……点灯的是他，传话的是他，送信的是他，拉车的也是他；热得受不住了，有他给你当扇，冷得受不住了，有他给你当炉子。……从前要为害的，现在人类知识长进了，再决不让他为害，只高高的在房屋上插着长针，雷氏一家无不望而生畏。〔4〕 这种“开心话”，借助简洁通俗的文字和幽默风趣的情调，宣传科学知识，也应该看作是一种科学的“美文”，是新文学创作“实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启导、联系于30年代的“科学小品”。这些科学“美文”的批判锋芒，直指封建迷信，思想性是很鲜明、强烈的。当然，考虑到白话文初期的整体水平，我们也不能对它要求太高。 常常处于卷首位置的“星期讲坛”，也是“赛先生”大显身手的重要阵地。“松年”（即孙伏园）的《科学与吃饭》，是一篇仅有几百字的精粹短文，却说明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题旨：“要生活非研究科学不可。”认为科学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大，非常久远，“生活的必需”和“生活必需以外的种种精神上的享乐，没有一件不与科学有关系的！”作者惋惜当时社会和民众对于“帮助生活愈加向前增进的科学，却都不放在心上”。指出“人有一种胜过他种生物的特殊能力，就是“使生活愈加丰富，愈加美满”。而“科学的所以可贵，就在他能帮助这种特殊能力，使他得到一种正当的手段、方法或工具”。正是在“利用了科学做工具，使生活能够增进”这一点上，作者以“吃饭的例”说明当时的社会落后，人们还普遍缺乏科学的思想认识：当“饭还在田里的时候”，不知道求救于“农学，园艺学，水利学，虫害学等等”以抵抗各种自然灾害。“好容易收获了，本来藉着科学之赐，正可以利用机械，把稻麦好好的春磨，装运和发卖。那知又因为不懂商业，经济，运输等科学”而“你夺我抢”。“又因为不懂得烹饪学、生物学、生理学、卫生学、物理学、化学，把上好的材料拌着微生物污七八糟的烹调一阵”，结果“吃到肚里”“弄出病来”〔5〕。这篇文章与当时注重于社会批评、 文化批评不同，而表现为一种突出的“科学批评”的思想倾向。虽然向来并不为人注目，但为我们扩大五四散文的研究领域，提供了颇有潜力开掘的新“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