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秋瑾以来，妇女解放运动、女权运动一直同民主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交织在一起，妇女的独立意识、自由意识、平权意识始终与阶级意识、革命意识相混同。“女性写作”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主潮之中而不被人们所注意，标志着女性写作特征的诸元素如叙述话语、叙述方式、叙述节奏、题材内容等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并不是所有女作家的创作都是真正的“女性写作”。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写作被视为男性知识界的活动，与女性无缘。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向这一传统提出挑战。女性写作理论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认为，“写作不单单是思想活动，写作的节奏是与女性身体的节奏息息相关的。”〔1 〕女性的生理和心理与她们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在其作品中产生不同于男性作家的语言特点和节奏。“女性写作”理论的创始人海伦娜·西苏的“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已成为“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性写作”在整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处在开创或尝试阶段，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又处在一种特殊的历史阶段。“五四”以来的现代女作家是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她们首先取得了与男性基本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写作权利。“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女性“人”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当女作家们思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境况时，她们开始摆脱封建传统观念强加给她们的思维方式，挣脱“他者”话语的束缚，试图以“我”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五四”时期开展的关于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的讨论，为女性作家追求“人”的价值、自我价值提供了一次最佳契机。当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思考妇女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他们的思想为现代女性作家打开了思路，开阔了她们的视野。 女性的解放，首先更为重要的是自身的解放，没有女性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女性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在“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首先是通过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方式来加以体现的。赶上时代潮头的女作家们及时地把握住了历史赐予的最佳时机，她们从长期被压抑、迫害的境地中冲出来，迫不及待地抒发“自我”，控诉封建旧礼教的罪恶。现代女作家陈衡哲就第一次用手中的笔表达了现代女性作为觉醒的“人”的快乐及对未来的憧憬。她在《运河及扬子江》中写道：“奋斗的快乐啊！打倒阻力，羞退了讥笑，征服了疑惑！……泪是酸的，血是红的，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这正是那个时代女性登上历史舞台后，生命力爆发的真实情绪。 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表现自我的欲望如同刚开闸的潮水，急不可耐地奔涌出来，但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都缺乏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而当时文坛表现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的题材、主题已十分流行，因此女作家所面临的是用什么样的文体、从什么角度来表现的问题。与世界女性写作的初始状态相似，刚刚结束“边缘”处境、登上历史舞台的女作家们最初并不善于自我表现，因而女性写作在其发轫阶段，是以技巧不太高明的实录形态出现的，即女作家“追随日记和回忆录的作者的早期传统”，“从女性局部经历中取材”，从身边事实中取材，使其创作“带有自传性质。”〔2〕简·奥斯汀、夏绿蒂·勃朗特、 伍尔芙等均是如此。女性在时代中的共同经历也决定了她们的写作动机——渴望揭露她们自己遭受的苦难，为她们自己的事业辩护。因此采用自身经历“现身说法”，成为女性写作的一条捷径。“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性作家大都选择了自传性的文体来进行真正女性写作的艺术尝试。中国现代女作家群中，庐隐、冰心、冯沅君、白薇、丁玲、萧红、张爱玲、陈学昭、苏青等创作的自传性作品都曾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从女性文学的历史看，中国历代有许多女作家也往往采用自传体的写作方式，如蔡琰写《悲愤诗》、李清照写个人情感经历的诗词。然而，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女权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古芭曾经对古代女作家创作的文化形态有过描述，其总体情形是：她们“把自己的病痛、疯狂、厌食、对旷地的恐惧和瘫痪症铭刻在自己的文本中。”〔3〕因而很难进入很高的艺术层次。 与女作家文本的命运相似，她们的人生命运也完全处于男权社会的边缘。女作家缺乏男性作家那样的生活范围和社交机会，因而她们的创作集中地着眼于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其他人伦关系等方面。由于眼界的局限，她们的想象力也受到了限制，因而她们的成就无法达到男性作家的高度。而女作家的创作之所以为男性作家的文学批评所接受，是因为她们的创作符合了男性主流文学标准，如李清照就被视为婉约派成员。旧时代女作家的自传体写作，看似纯女性的写作，实际上是男权话语下女性形象的复写，本质上，它是男性写作的变形。至多是象西蒙·波娃所指出的，是“一种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工具。”〔4 〕与旧时代女性创作不同，新文学中女性作家对于自传性文体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宣告了它与男权文化的决裂，它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对旧时代女性创作的超越：一是不妥协地反抗和控诉封建父权制、男权制对于自身的迫害；二是竭力回避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注重描写女性独特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表现女性自我感受中最本质的东西；三是自觉地创造带女性性别色彩的文体风格，选择具有女性特色的叙述方式和叙事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