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20世纪的文学史，虽然并不能看到很多宗教性文学作品，也不能看到很多宗教界文学家，但现代作家里有很多人都与宗教尤其是中国的佛教道教有着很深的缘分。苏曼殊是真的披过袈裟端过钵盂的，虽然他有“风流情僧”之名，又常常参与世俗纷争，但他毕竟曾经隶名佛门；周作人是“五·四”老将，曾提倡民主科学，但骨子里却有很多宗教气质，在致孙伏园的《山中杂信》中就说他听了和尚做功课的钟磬，不仅不觉嘈杂，反觉“有一种清醒的力量……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徐志摩的文化底囊并没有多少中国佛教道教的内容，不过，他一听古寺的钟声也和周作人一样，很快进入境界，《天目山中笔记》里惊叹“多奇异的力量，多奥妙的启示……这单纯的音响，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俞平伯虽深受中国文化的熏染，但并不是佛教徒，可他到得寒山寺，听到古寺钟声，一样“动凄沧怀恋之思，低回不能自已”，他惊诧这样一个荒芜的古刹，也能令人如此心动神摇，于是在《凄然》这首诗里他一再用“是寒山寺底钟么？是旧时寒山寺底钟声么”式的追问来追寻心灵受到震撼的文化源头；就连理智坚定的胡适和鲁迅，在激烈地批评宗教之余，一个钻研禅宗，一个刻印佛经；更不必说宗教气质很重的许地山，他从研究宗教而对宗教极有同情，他向往佛教的慈悲，曾在《愿》一文中写下这样的话：“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 这大概是现代作家心理中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宗教在那个时代，一方面被放置在知识阶层普遍崇尚的科学背景下，当成与科学对立的迷信；但另一方面则被放置在知识阶层普遍鄙视的物质背景中，当作超出世俗物质诱惑的精神。受到现代思想影响，在科学、实用的层面，他们认定佛教道教之为虚妄与迷信，陈独秀《有鬼论质疑》用科学知识对鬼神的存在质疑；刘半农《辟灵学杂志》痛斥“灵学”是骗人的“妖孽”，都表明当时开明知识阶层的观念。但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在生活、情趣的层面，他们又依恋这些使人心定气静，可以安身立命的宗教，所以他们心里始终很矛盾。周作人的自寿诗中的“半是儒家半释家”、“前世出家今在家”是真心话。俞平伯“不可不有要做和尚的念头，但不可以真的去做和尚”也是真心话。中国现代文学家中很少有宗教徒，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时时有佛道的痕迹和色彩，大概和中国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出、处哲学有一脉相承的联系，表现了文人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艰难选择，但在现代，它又多了一层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价值观念的两难意义。也就是说，一方面用西方科学式的技术手段来为社会争“进步”，用西方民主式的目标来为中国求“发展”，这似乎是现代知识分子天经地义的责任；另一方面，用传统的宗教情怀来保护自己心底里那一块宁静天地，达成内在心灵的自我超越，这又是中国文人的永久的追求。于是，出世与入世、社会与个人、责任与情趣、开朗热情的进取精神和自然恬静的生活情调，就在他们对于佛教道教的心理困境中展现了深深的矛盾。 一 一般人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认识价值大于审美价值，这是由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文学不得不首先关注社会。本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对于文学与“群治”、“民智”关系的论述，就已经昭示了20世纪现代文学的这一特点的必然性，此后，从胡适白话文运动对于旧文学传统的冲击，到鲁迅国民性批判对于旧文化心理的反思，从《狂人日记》对于吃人社会的批判，到《子夜》对于都市资本家世界的揭露，文学世界的主流，似乎都可以归纳到一个取向上，即为国家、民族和人民。 在这一个总的文学取向的笼罩下，作家来看中国宗教，总会比较多地关心宗教的实用性意义，正如陈独秀1907年在《答刘经扶》中所说的，“宗教的价值在其对社会福祉的直接贡献”，比如宗教是否能够使人们拥有改革社会的勇气，宗教是否能够使社会获得进步，宗教是否能够使科学得到昌明等等。宗教的价值和命运总是被放置在一个关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前提上，应该说，中国佛教道教在与这一总的取向合拍处，也曾给予作家以思想启迪和文学灵感。特别是在为原本较缺乏宗教精神的中国人建立真正信仰方面。在本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就曾经在关心文学对于“群治”与“民智”的意义的同时，也对佛教寄以极大的希望，希望依靠佛教来激起中国人自我拯救的勇气和信心。前者说佛教“悲智双修”，能使人“转迷成悟”，所以佛教不是迷信而是智信，是平等而不是差别，是自力拯救而不是依靠外力拯救，对中国人的意义实在很大；后者则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说，佛教的道理，知识阶层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民众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有用的”，如华严宗对道德最有启发，而法相宗则最能启发信心，有了这种信心，他相信久已沉沦的中国人才能“勇猛无畏，众志成城”。就是蔡元培，也承认佛教可以拯救人们的心灵，使民众不至于精神与道德沦丧。这一取向被稍后的一些作家所延续，包括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作家。如弘一法师就说“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丰子恺说到佛陀大慈大悲，就把话题扯到人与宗教的沟通，他说，信仰佛教的人若只为一己祈求幸福，那么他的信仰就只是在做买卖，《佛无灵》中说，“对佛是不能做买卖的”。他讽刺那些为了实用目的而信佛的人说，“他们的吃一天素，希望比吃十天的鱼肉有更大的报酬。他们放一条蛇，希望活一百岁。他们念佛诵经，希望字字变成金钱”，所以，真正的信仰者，“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的菩萨之义。也包括并没有宗教信仰的作家，如鲁迅也从另一面批评说，只知求神的人仿佛是“储蓄”或是“买股票”，为的是挣回更多的利息，至于求什么神什么鬼并不重要，所以不是真正的信仰，他说真正的信仰在六朝时代断臂求法、舍身饲虎之后就没有了。显然，鲁迅在佛教道教里看中的，也是那种真正的信仰与精神。还包括研究宗教的学者，像许地山就告诫人们，赞成或否定宗教，不必在于神学理论或外在仪式，“要以宗教家对于生活底态度为衡”，如果宗教对于精神与生活有益，就不要因为学了一些进化理论或科学知识而轻易地否定它。弘一和丰子恺也好，鲁迅也好，许地山也好，他们对于真正执着而无功利的信仰都是怀着希望的，因为这种信仰是拯救中国民族魂的精神药方。弘一法师曾说，佛教不仅不消极，而且很积极，因为它是“空”与“不空”兼有，“空”是忘我，“不空”是救世。他说，这仿佛是佛经里讲到的菩萨精神，自觉自悟，只能解救自己的是阿罗汉，自觉而且觉他，可以拯救人类的才是菩萨，才是大乘佛教。所以佛经里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