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车轮即将走完最后的路程。在世纪末的暮色中回顾百年文学的历史，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浮沉，毫无疑问是一个让知识分子自身思之怅然的现象。重新认识百年风雨中走过的坎坷路程，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在知识分子话语又一次被时髦的批评抹得满脸污泥的今天，这种认识就更有必要。正是带着世纪末文化语境所给予的复杂心情，我试图穿越百年的历史，沿着我的前辈和同辈渗着汗水、泪水和血迹的脚印作一次精神的痛苦旅行，考察这段艰难的历程。而要完成这百年长旅，就必需首先回到源头，面对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和与生俱来的艰难处境。 一 本世纪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是在世纪之交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萌芽的。那场思想启蒙运动又是从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开始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命运以铁的事实向人们昭示着中国的落后。无论中国人多么喜欢抱怨外力而不喜欢反思自身，都不能不接受落后就要挨打的关系规则。所以，有志之士为民族富强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坚船利炮，中体西用，药方有了一大堆，然而，等待中华民族的却是甲午海战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全民族心头流血，也更坚定了一些知识分子变法图存的决心。于是，一场以西方思想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上个世纪末为引进西方文化而努力的知识分子中，首先值行注意的毫无疑问是严复。这位到英国学习了三年海军而在回国之后难展救国雄图的封建末世知识分子，在甲午惨败之后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抉论》等文章，并开始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他的论文通过比较而使人们看到东西方文化之优劣：“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为学者，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他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介绍西方人“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的人权意识，介绍西方各种旨在保护民众自由、民主权利的法律。他对比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告知国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通国之公仆也。”“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辟韩》）他认识到了民主、自由与科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救亡抉论》）这种种思想的传播以极大的力量动摇着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奠定了新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基础。另一个对启蒙运动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是梁启超。这位以政治制度的改革为目的的维新派主将在维新失败之后更清楚地认识到：“欲新吾国，先新吾民”，“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他鼓吹新小说，介入诗界革命，积极参与文学理论与批评，正是看到了文学在改变人的思想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鲁迅等人致力于改造国民性，正是梁启超“新民”事业的继续。也就是说，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意义。 然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所面对的现实矛盾，却使知识分子很难一步走进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行列，也很难迅速形成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像西方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样，中国的启蒙运动目的也在于以民主和科学冲破封建主义的枷锁，改变几千年的封建观念。然而，改变封建观念的运动却很不幸地在封建制度下进行。同时，民族的危机提醒着人们必须反对列强侵略以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这就使一些知识分子在瓦解国家权威问题上有所顾虑。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与思想启蒙运动是矛盾的。牢固的国家观念使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是救亡图存而不是天赋人权，是民族的解放而不是个人的解放。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大讲自由，特别强调的却是“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严复一再讲西方的天赋人权，但在《法意》18卷的译者按语中却说：“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合力图强”才是“自存之至计”。康有为的《大同书》一直密不示人，原因就是在他看来中国的国情还不能立即讲民权。他们一面传播新思想，一面又不愿意完全接受和立即实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还在中国现实的体制之下来思考问题。他们都很重视中国国情，而国情就是封建专制制度，重视国情就是在承认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思考问题。这就使他们的启蒙思想存在极大的局限。使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不可能在他们手中建成。 面对严复、梁启超的这种表现，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思想等方面寻找原因，其实，他们的认识并非不清楚，思考也并非不深刻，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当时还不可能彻底离开传统知识分子几千年的一贯道路。没有获得独立地位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获得独立意识。 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建立需要以知识分子的独立为条件。考察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位的获得，我们不能不注意世纪门槛上发生的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一大事。正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这一重大举措打破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贯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走着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条道路使他们皓首穷经而难以离经叛道，服从于科举的指挥棒而不能真正获得思想的自由和自我的解放。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他们在失落的同时获得了独立。他们中许多人的确为此后的道路感到茫然，甚至为十年寒窗的奋斗目标消失而无比痛苦，但是，失落和痛苦却使他们从国家权威话语中解放了出来，他们不必再死守经典，不必再为生存而违心地接受国家权威话语所强加给的一切。 但是，科举制度的废除还不可能把知识分子完全解放出来，因为皇帝依然端坐龙庭，封建制度虽然已经腐朽得斑驳陆离，却仍然足以限制人的自由。从理论上说，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是国家或者集团豢养的学子，只有自己支付学费而造就者才可能是自由的人。国家公费派出的留学生理所当然要服从国家的需要。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制约着人格的独立。完成传统知识分子最后之大解放的是辛亥革命。皇帝退位，清王朝崩溃，即使习惯于依附而不愿意独立的人，也因找不到跪拜的地方而只好尴尬地站着。尽管有人因此而绝望自杀，有人因此而希望再有一个皇帝，但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却在旧体制崩溃的条件下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他们是第一代完全获得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独立地位的获得显然在于旧体制的崩溃。胡适是清王朝派出的留学生，如果清王朝不亡，他回国之后需要按照王朝的意志拿着王朝的俸禄履行王朝赋予自己的职责，但是，他生也有幸，不等学成归来，那个订购他的老板已经垮台，他因此而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本来在革命军中听令，如果革命胜利之后革命党能够建立起为自己所控制的国家机器，陈独秀也许只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镙丝钉。但是，袁世凯却使革命党人没有能够获得政权，他也就可以随时离开革命队伍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与政府有点关系的倒是鲁迅。他因革命的成功而供职于新政府教育当局，但是，北洋政府作为新的国家权威话语的中心却没有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结果是政府发大洋养了鲁迅等这些在思想和行为上并不与之保持一致的人。新文化阵营的主将们都是这样一群在历史的急剧变革中获得独立的知识分子。周作人、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他们不再是以优异的学识服务于国家政权从而获取生存条件的群体，而成为一个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学识与社会交换以谋生的群体。用一句当代中国人大都熟知的比喻说，他们不再是依附于国家权力这张皮上的毛。他们在学校任教，在报馆主笔，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而没有被统购统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