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北宋词因时代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风貌，这一点早在南宋就已有人指出。柴望《凉州鼓吹自序》云：“词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间，美成、伯可各自堂奥，俱号称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当别家数也。……余不敢望靖康家数，白石衣钵或仿佛焉。”（注：《彊村丛书》。）这里已将周邦彦、康与之生活的宣和、靖康年间的北宋与姜白石的南宋区别开来。并将北宋视为不可企及的范本。明代为词学的中衰期，正统文人视词为“小道”、“鄙体”，习词者多将词作为“娱宾遣兴”的工具，词坛以《草堂诗余》最为流行。《草堂诗余》是南宋人编的一部词集，集中多选晚唐五代北宋的作品，风格独尚婉丽柔靡（注：参阅拙文《试论〈草堂诗余〉在词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意义》，《中国韵文学刊》1995年第2期。）。明人的审美趣味选择了《草堂诗余》，反过来《草堂诗余》又影响了明人的词学观念。明人并未集中讨论南北宋词的优劣和取舍，但明人重北宋、轻南宋的态度还是相当明确的。如杨慎评南宋词人冯艾子词云：“有北宋秦、晁风味，比南宋教督气、酸馅气不侔矣。”（注：《古今词话·词评》上卷引。）李元玉《南音三籁·序言》：“赵宋时，黄九、秦七辈竞作新声，字戛金玉；东坡虽有‘铁绰板’之诮，而豪爽之致，时溢笔端。南渡后，争讲理学，间为风云月露之句，遂逊前哲。”皆认为南宋不及北宋。明代末年，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为了改变词坛颓靡的局面，要求端正词人的创作态度，强调词的风骚之旨，明确提出学习南唐、北宋的主张。陈子龙《幽兰草词序》云：“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伦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云间派的另一位词家宋征璧也说“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蔽”（注：《词苑丛谈》卷四引，上海古籍出版社。）。云间词派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赞同，西泠、扬州、柳州、常州等地的词家纷纷步其后尘。学词者取径唐五代北宋，而置南宋于不屑。云间派提倡学习南唐北宋自然流畅风格的主张对萧清明代以来词坛颓靡风气有积极意义，但由于云间派所提倡的南唐、北宋词的婉丽浓艳在时代和风格等方面易与明人的风气相混淆，因而没有起到彻底改变词坛面貌的作用。 继云间词派而起的浙西词派，同样以振衰起弊为目的，其与云间派不同的是提出了取法南宋的主张。朱彝尊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注：《词综·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朱氏又反复指出“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注：见《水村琴趣序》《鱼计庄词序》等文，《曝书亭集》卷四十。），以引起人们对南宋词的注意。朱彝尊意在用以南宋姜夔、张炎为代表的清雅词风改变词坛柔靡的风气。朱彝尊的主张先后经浙西词派成员如汪森、厉鹗、王昶、吴锡麒、郭麟等人的鼓吹，在适宜的政治气候助动下，很快风靡大江南北，取得了词坛盟主的地位，并历康、雍、乾、嘉数朝而不衰。词坛几于“家祝姜、张，户尸朱、厉”（注：彭兆荪《小谟觞馆诗余序》，《清名家词》。）。谢章铤曾评述清代前中期词坛风气的变化云：“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至朱竹垞以姜、史为的，自李武曾以逮厉樊榭，群然和之，当其时亦无人不南宋。”（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陈廷焯亦云：“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三，齐鲁书社。） 嘉、道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忧外患，朝政动荡。词学领域内的反映集中表现在词家逐渐摒弃已走入追求形式技巧的浙派末流，而寻找能够抒发郁结心胸的方式和途径，常州词派应运而生。张惠言大张“意内言外”之帜，在《词选序》中将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等七家作为“渊渊乎文有其质”的典范加以推崇。虽然张惠言并未否定浙西派所标榜的姜、张，但他将张、苏、秦、周等北宋词人特意推出，已是对浙西词派独尊南宋的一大反拨。谭献说“（张惠言、张琦）振北宋名家之绪”（注：《复堂词话》。），即是指的这层意思。张惠言之后，周济对南北宋词作了细致的分析，分别指出了南北宋词各自的长短。他对南北宋词有一番著名的评论：“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注：《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氏之论实际上肯定了北宋词的最高地位。因而蔡嵩云说“常州词派倡自张皋文，董晋卿、周介存等继之，振北宋名家之绪”（注：《柯亭词论》。），也是从这一点上着眼的。 晚清词坛南北宋的争论出现了新局面。有坚持南宋或坚持北宋者，亦有兼容并蓄各取所需者。固守南宋者如浙西词派的后劲“戈顺卿（戈载）《宋七家词选》，标举词家准的，详于南宋者，以词至南宋始极其精也”（注：蒋兆兰《词说》。）。但其影响已如强弩之末。王国维论词不入派别，独树一帜，以境界论词。《人间词话》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他力倡北宋，排斥南宋，但已与云间、常州诸派鼓吹北宋的内涵不同。其时影响最大的“清季四大家”，则以北宋为主，兼取南宋，并以不立门户、不泥时代为号召。谭献论及晚清王鹏运、况周颐的词学特色云：“幼霞洁精，夔生隐秀，将治南北宋而一之，正恐前贤畏后生也。”（注：《复堂词话》。）王鹏运、朱祖谋广泛搜集、校勘、刊刻两宋诸家词集，先后成《四印斋所刻词》和《彊村丛书》，对南北宋并无轩轾。况周颐等人亦能对两宋词人客观分析，无前人意气用事之弊。 二 清代词学理论关于南北宋词的论争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南北宋之争与词坛现实的关系。争论不仅缘于治词者的个人好恶和对南北宋词的不同认识，词学家对现实词坛关注的态度和理论批评意识是争论的主要原因。南北宋之争与清代词风的变化密切相关。清代词学理论与明以前词论多记事闲谈，印象式、随感式的批评不同，理论色彩加重，尤其是理论的针对性加强，有的放矢，有为而发。有关南北宋词的争论成为批评现实的重要手段。话题虽在南北宋，而矛头指向，意在现实词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