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等五篇是“文之枢纽”。关于《原道》篇的宗旨，笔者曾撰专文《〈文心雕龙·原道〉与〈易传〉之关系》（注：《漳州师范学报》1995年第3期。）进行了探讨，认为刘勰之道实源于《易传》，其基本内涵有两方面：一指文质相契互存原则，有其质则必有其文；二指文随质变的运动发展规律，强调创作主体或批评主体应善于观察对象之变，体知其内理，然后形诸文辞。因此，刘勰既强调文质相契原则的普遍恒常性，又讲求文随质变的随机变通性。这种从《易传》而来的道观，不仅是刘勰文论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他构设文论体系和进行具体评论的方法论工具。这在“文之枢纽”《征圣》、《宗经》、《正纬》及《辨骚》诸篇中就有充分的体现。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加以探究。 纵观《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可以看出：刘勰正是秉持这种来自《易传》的道观方法去构设自己的理论体系。纪昀评《征圣》篇“抑引随时，变通适会”二语时认为：“八字精微，所谓文无定格，要归于是。”当道作为创作者共同遵循的普遍恒常之原则时，相当于后人的定格之说，即无论如何变异更新，都应持守“文”与事物之“质”相契合的规律；但道又以强调运动变化为另一重要内含，因此随事摛文、应物生变也就与后世的无定格之论相通。刘勰认为，圣人就是完整、周密地体悟、把握这种道的代表者。《原道》之后接以《征圣》亦是逻辑之必然。 《征圣》篇除“抑引随时”二句体现了刘勰道观思想外，还有另外两处可资佐证。其一是称引《易传·系辞下》中的“辨物正言，断辞则备”。就其原意说，这两句是讲一个卦名欲求圆满周备须由三部分组成，即辨别物类，言中其理，进而断定卦爻辞的吉凶。（注：参见《易学哲学史》上册第69页。）“辨物”是“正言”的前提，恰如“妙极几神”是“思合符契”的条件一样。“断辞”则是前二者结合所具有的功能。刘勰沿用这两句话的目的，在于说明圣人虽然处处贵文，但总是以切中具体事物之理为要务。所以，虽然“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刘勰却认为“虽欲訾圣，弗可得已”。其二是称引《尚书·（伪）毕命》中“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的后两句。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十九疏：“言辞尚其体实要约”，又《尚书集说》引宋代夏氏撰云：“体则具于理而无不足，要则简而不至于馀，谓辞理足而简约也。”刘勰引用此语也是为了强调文辞应当适于事理。 就《征圣》篇论证过程看，从“夫作者曰圣”到“秉文之金科矣”一段，主要是以圣人经文之言为贵文理论提供证据，并且认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秉文之金科”。所谓“秉文之金科”实际上就是指具有普遍恒常性的为文之道，其内含有二：一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原则，强调的是制文须随对象之变而变；二是指“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的要求，强调言理、体辞之契合，相当于道观中文质相符原则。《风骨》篇曰：“《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所谓“文滥”就是指言胜理、辞胜体。因此，《征圣》篇提出，“抑引随时”，“辞尚体要”也就与宋齐以来崇尚藻饰之风有关。《宗经》篇亦本此而发。 罗根泽先生说，“圣人往矣，其人不可征，惟有征沿圣以垂之文，所以又作《宗经篇》”。（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一册第215页。）恰如《征圣》主旨在于弘扬圣人所秉持的为文之法则一样，《宗经》也是着重从经文中所蕴含的创作规律的角度发其精义。文中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易传·系辞上》即认为：“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冯春田《文心雕龙释义》将“三极彝训”释为“有关‘三极’、即‘三材’运动变化规律的训教”，并且认为此处之“经”等于《原道》篇所说的圣人所垂之“文”，是。又《易·恒卦·彖辞》：“‘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刘勰“恒久之至道”一说当本此，（注：在注释“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三句时，大多忽略了“恒久之至道”的来源及真实内含。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只对“经也者”出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亦同；《文心雕龙注释》亦未及“恒久之至道”的出处。）指的就是《易传》中事物变化生成的最高法则。《论说》篇的“圣哲彝训曰经”和《总术》篇的“常道曰经”，在取义上亦与此有关。 将《宗经》篇的“彝训、恒道”理解为以文质相符为内核的运动变化之道，还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印证。 其一，《宗经》篇曰：“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在此，刘勰将经典中包含的“至道”视成圣人藉以“象、效、参、制”诸种事物之理的依据和原则，并认为是圣人用以洞达性灵之精奥和曲尽文章之义理的最重要方法。“至道”普遍地适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正表明了道的恒常通久之特点；但各项活动又必须根据具体对象采取相应的形式，则又从广义上体现了道观中文质相契的原则精神。 其二，《宗经》篇又言：“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刘勰把经典中的具体伦理教义与为文原则分而论之。他指出，人们在修身立德方面都知道应向圣人学习，但在为文建言方面则不懂得去效法经书中蕴含的原理。这种原理即“至道”，也就是刘勰通过评论五经后总结出来的“圣人之殊致，表里之异体”。“殊致”与“异体”正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原则的具体表现，也就是经典中所包含的道。提倡宗经，目的即在于标举这样一种依不同对象而敷辞制文的创作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