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相照的同乡忘年交

      作家间的相互交往，本应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多年来我国文学史界对此项研究重视不够。即如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与著名散文家梁启超文友兼战友的情谊，便鲜见涉论者。近年似乎只有香港蒋英豪先生的专论《〈饮冰室诗话〉与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因缘》问世。本文拟扩而论之，全面探讨两人的交往。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市）人；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县人。两人虽年龄相差25岁，但在维新变法活动中结下深厚情谊，堪称千古佳话，足可与李白、杜甫这一对文学双子星座相比。戊戌政变发生后，维新派受到严重迫害，黄遵宪被解除职务押解还乡，穷处僻壤；梁启超则被迫流亡日本，侨居海外。虽遥隔沧海，两人的情谊却日益加深。论及二人的交往和成就，实不妨从他们彼此的思念谈起。

      一、相互的深切思念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家属也避居澳门，处境似乎更困顿些；但因旋即创办并主持《清议报》，有事务在身，心境应当稍充实些。就寂寥落魄的感受来说，实比黄遵宪为甚。因而，黄遵宪首先作诗，怀念维新派同志。他刚回到家，便作组诗《感事》（8首），追忆政变的经过和传闻，内云：“可怜时俊才无几，瓜蔓抄来摘更稀。”对友人的受株连颇觉痛心。《雁》诗更咏及对海外故人的怀想，实际主要是写给梁启超的。诗作深情绵邈，颇可一读：

      汝亦惊弦者，来归过我庐。

      可能沧海外，代寄故人书？

      四面犹张网，孤飞未定居。

      匆匆还不暇，他莫问何如？

      归乡后的第二年(1899)年底，黄遵宪写下含89首七绝诗的大型自传体组诗《己亥杂诗》，其中第38首，梁启超曾刊于《饮冰室诗话》中，署题为《己亥岁暮怀梁任甫》，可见本是怀想梁启超的诗作：

      风雨鸡鸣守一庐，两年未得故人书。

      鸿离鱼网惊相避，无信凭谁寄与渠？

      诗写得极有感情，但仅从诗的末句也可看出，诗作写好之际并无法传递给梁氏，于是才引起诗人的愁烦和“两年未得故人书”的怨叹。事实上，直待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之后，因汕头洋务局代售此刊，黄遵宪才得以与梁启超恢复了直接联系。诗作当是此后寄达日本，方得收入《饮冰室诗话》之中。

      黄遵宪与梁启超的文字交，并非始于戊戌之后。1896年4月二人初识不久，黄遵宪即写下《赠梁任父同年》组诗计6首，对梁启超寄与不同寻常的厚望。其中，第4首表示愿与梁启超共同担负起救国的重任：

      寸寸山河寸寸金，离分烈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离，分离、割裂；精卫，相传为天帝之女，淹死在海里，遂化身为鸟，不停地口衔木石欲将大海填平，此处以其信念之坚贞同救国志士的情怀作比。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局面前，黄遵宪勉慰梁启超与自己共赴国难，显然是认为梁启超确与自己有此共同志向。而第6首诗，更认为梁启超比自己还堪当重任：

      青者皇穹黑劫灰，上忧天坠下山隤。

      三千六百钓鳌客，先看任公出手来。

      此诗最后一句巧用《庄子》的典故：“任公子为大钩巨缁，十五犗以为饵。”将梁启超的号（任父，又作任甫）与古代钓鳌的名士相提并论，对梁氏的不凡身手极力嘉赏。当时黄遵宪已是游历海外多国的达官名人，梁官超则只是二十余岁的赴试举子，仅以康有为弟子的身份知名于世。难怪有人惊叹：“六首诗的内容，尤与二人当时的身份地位不相称。”（注：蒋英豪：《〈饮冰室诗话〉与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因缘》，见复旦大学中文系近代文学教研室，《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而且，黄遵宪与梁启超并非真正的“同年”，二人中举时间相差23年；诗题中谦称“同年”，只是表明诗人自己与梁启超同为举人身份而已。身居长辈而与后辈套交情，的确“是有意显示亲热”（注：蒋英豪：《〈饮冰室诗话〉与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因缘》，见复旦大学中文系近代文学教研室，《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尤其让人感动的，是黄遵宪存世的最后一首诗，也是写给梁启超的，题为《病中记梦述寄梁任父》。诗作认为自己年老体病，恐难实现立宪的理想，勉慰梁启超继续为立宪而努力：“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超大同，度势有必至。怀刺久磨灭，惜哉吾老矣。日去不可追，河清究难俟。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在诗的结尾，还向梁启超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遗嘱”：

      睡狮果惊起，牙爪将何为？

      将下布宪诏，太阿知在谁？

      我惭嘉富洱，子慕玛志尼。

      与子平生愿，终难偿所期。

      何时睡君侧，同话梦境迷。

      即今不识路，梦亦徒相思。

      诗作于甲辰(1904)年冬，翌年春二月，黄遵宪即病逝。而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一方面报告自身已“无治疗之方”的病情，表示“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另一方面则对梁启超着力推崇：“公学识之高，事理之明，并世无敌；若论处事，则阅历尚浅，襄助又乏人。公今甫三十有三，欧、美名家由报馆而躐居政府者所时有，公勉之矣！公勉之矣！”其所期望，在于政治，意即认为梁启超一定能成为政坛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