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安派在晚明文学革新的运动中的功绩和意义，学术界已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论者往往都以三袁作公安派的领袖，而对曾为公安派的创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江盈科却少有论及，甚或因袭古人成见，视其为公安派之末流而被以恶名。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江盈科的诗文集《雪涛阁集》自万历二十八年刊行以后，从未有人翻刻过，人们因难以读到《雪涛阁集》而不知其真实面目。二是竟陵派钟惺《与王稚恭兄弟》一文对江盈科的贬责流播甚广，而后人又多以耳代目，于是信以为真，人云亦云。其文曰： 江令贤者，其诗定是恶道，不堪再读，从此传响逐臭，方当误人不已。抷及中郎，而求与之同调，徒自取狼狈而已。国朝诗无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实胜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学江令一派诗，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陈公甫、庄孔阳耳。学袁、江二公，与学济南诸君子何异？恐学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学济南诸君子也。眼见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铰，遍满世界，何待异日？慧力人于此尤当紧着眼。大凡诗文，因袭有因袭之流弊，矫枉有矫枉之流弊。前之共趋，即今之偏废；今之独响，即后之同声。此中机捩，密移暗度，贤者不免，明者不知。袁仪部所以极喜进之者，缘其时历诋往哲，遍排时流，四顾无朋，寻伴不得，忽得一江进之，如空谷闻声，不必真有人迹，闻跫然之间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渐为轮蹄之所，不止跫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迹矣。此一时，彼一时，不可作矮子女观场。（《隐秀轩集》卷二十八） 很明显，这实际上是一篇讨伐公安派的檄文，旨在为竟陵开宗立派而张目。但我们从反对派的批评中，却可以获得一个可靠的信息，即当时文坛以“袁、江二公”并称。笔者本文的写作也由此受到启迪，试图通过考察江盈科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及其地位，能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公安派的认识。 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号渌萝。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出生于桃源县沅江边上距桃花源不远的一个农民家庭，与公安三袁同属湖广人，都是在楚风的薰陶下长大的。但他一生数奇，早年数困场屋，直到万历二十年四十岁时，才与比他小十五岁的袁宏道(1568-1610)同榜进士及第；而比他小七岁的袁宗道(1560-1600)却早在六年前就以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授庶吉士，入翰林院授编修，位居清华之职；唯有比他小十七岁的袁中道(1570-1623)后来坎壈过之，直至万历四十四年，中道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 众所周知，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主将，而江盈科始终只是一个配角而已；但在一个文学革新派的形成过程中，其主要配角的作用与意义也不可低估。现将公安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来加以考察。 （一）酝酿准备时期（万历十八年至二十二年） 其时张居正变法失败不久，明朝政治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之中：东南时刻面临着日本海盗的侵扰，西南有播州宣尉司使杨应龙于十八年叛乱；北方有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于二十年三月叛乱，总兵官李如松统兵剿之，至九月始平；同年五月倭犯朝鲜，陷王京，朝鲜王求救，七月明师援朝，败绩于平壤，十月再出师援朝。由于军费激增，统治者不断增加赋税，强行搜刮江南钱粮，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谢肇淛《五杂俎》卷三）江盈科与袁宏道虽于壬辰幸得一第，但实际上仕非其时。随后江盈科授长洲令，又选非其地。因为长洲与吴县这两个属于苏州府治的邻县，素有“东南最岩邑”之称，极为难治，而其中最为棘手的还是征税，仅长洲一县，国税近五十万，当“滇南一藩省”。尽管江盈科上任后日夜“黾勉从事”，废寝忘餐，但不久即“以岁课不登见夺饩”，于是用世之心日冷，归隐之志渐生，但因“家无负郭，未免藉五斗供堂上人饘粥”，（《答顾靖甫》）只好“强自排遗，托于吏隐”。（《与谢在杭》）他于万历二十一年在官署中建小漆园，并作《小漆园记》一文和《小漆园即事》一诗，表明其吏隐心态已经形成。从此，他一方面不再计较政治得失，“要之尽吾心行吾事”而已；一方面开始更多地寄情于名山事业，认为“极吾才情，成一家言，亦足千古”，（《答谢九紫》）实际已为即将兴起的文学革新运动做好了心理准备。而袁宏道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及第后尚未授官，就与兄宗道上书告假回公安，待时而出。 当时文坛虽然仍为拟古云雾所笼罩，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但后七子领袖李攀龙早在隆庆四年就已陨落，王世贞也于万历十八年逝世；于是复古派阵营内部开始发生分化，或出而修正末流弊端，或试图改弦易辙，而徐谓、李贽、汤显祖等人则已开始明确批判复古派的模拟之风。袁宏道兄弟此前虽曾结文社于城南，“于举业外为声歌古文词”，但尚未形成文学革新主张，自万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间三度访晤李贽并得读其《焚书》以后（注：按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第七五页笺：“宏道兄弟曾三次访晤李贽，一在万历十八年，一在万历二十年，一即此年（二十一年），所受李贽思想影响甚深”。而深维藩《袁宏道年谱》则认为宏道兄弟于十九年春访于麻城龙湖为一度，同年夏会于武昌为二度，二十一年五月访于麻城龙湖为三度。），宏道“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激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于是他在二十二年作《答李子髯》诗首次明确对当时“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的诗风深致嫉恶，至谓“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实为后来情真论、性灵说之滥觞。又，袁宗道《白苏斋类集》有《论文》上、下篇，对王、李复古摹拟谬论进行了有力抨击，当也是在受到李贽启示之后所作，论者多揭举此文以宗道为宏道之先驱，不过是因宗道年长官尊而想当然推测得来，实际上宗道在文学识见和创作上皆远不及中郎，据中道《书万平弟藏慎轩居士卷末》说：“伯修诗稳而清，填轩《黄辉号》诗奇而藻，两人皆为中郎的所转，稍稍失其故步”。倒是可见，宗道实际受过中郎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