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和创新

      元代自一统以后，虽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思想界仍是程朱理学占着统治地位。在文坛上起着主导作用的，便是文以载道的传统儒家理论，对新兴的戏剧艺术更是抱着无视、蔑视的态度。但是，在下层，在民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文化的繁荣，社会意识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涌流着新潮。波及到文艺领域，于潮头澎湃矗立的便是一代曲学异人钟嗣成。他在旷世奇典《录鬼簿》中，围绕着考评作家、著录剧目、品题作品，启动以“剧”为中心的戏剧学体系的初步建立，公然向传统挑战，替戏剧呐喊，为新学奠基。

      （一）起新奇古怪之名，寓讽时骂世之意

      ——由命名看著书的叛道精神

      在中国古代语典中，“鬼”之为词，或多用为詈人的贬语，或指称已死之人。随着神鬼观念的完善，出现了阴间有生死簿的传说，“鬼录”、“鬼簿”之词也相应而生。早在三国时代，曹丕（187～226）在给元城令吴质（177～230）的信中陈述建安诸子相继亡故时，便已有“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史，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与吴质书》，《文选》卷四十二）姓名为鬼录，便是人已去世的同义语。唐代张议论初唐四杰中杨炯、骆宾王诗文之短，则云：“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朝野佥载》）。此“点鬼簿”与“算博士”相对，嘲讽之意甚明。至元代，点鬼、鬼录之词贬义益重，后期陶宗仪据《江氏类苑》语曰：“文章用事，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录’，又谓之‘堆垛死尸’。”（《点鬼录》，《南村辍耕录》卷十四）所谓“旧谓”，可知在钟氏生活的时代，“点鬼录”已与“堆垛死尸”并称，讽而近于虐了。

      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钟嗣成与陈法时论唱反调，提出了充满反叛意识的新的人鬼观：

      人之生斯世也，但以死者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与已死之鬼何异？此固来暇论也。其或稍知义理，口发善言，而于学问之道，甘于暴弃，临终之后，漠然无闻，则又不若块然之然为愈也。予尝见未死之鬼，吊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间耳。独不知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

      （《录鬼簿》自序）

      在这贤愚不分、人鬼颠倒的现实世界中，有的人未必不是混世之鬼，有的鬼则胜于芸芸众生远甚。生而无为，生亦为鬼；死而有名，虽鬼犹人。基于这种人鬼观，钟氏决心写一部以“录鬼”为内容的著作，以表彰那些位卑才高、史堪久传之士，这就是《录鬼簿》取名的由来。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心目中，当代戏曲家便是那与山岳并峙、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的不死之鬼：

      余因暇日，缅怀故人，门弟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名之曰《录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

      （《录鬼簿》自序）

      应该说，这段话与一千一百年前曹丕《与吴质书》颇有相通之处，如“录鬼”之于“鬼录”、“缅怀故人”与“追思昔游”，均可谓一脉相承；但是，曹氏接下来的“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的无奈慨叹，与钟氏“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的崇高努力，其间相去，已不可以道里计了。

      （二）日月炳焕 山川流峙

      ——在比较中论曲家崇高地位

      宋金元三朝，既是古典戏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的时代，又是封建理学舆论控制逐渐强化的时代。在传统理学家眼中，主要从民间通俗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元戏曲，其强烈的情感追求、无忌的内容表现，实在有碍礼教秩序和道德教化的统治。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理学家陈淳，便曾上书前寺丞、漳州知府傅伯成（注：有关考证参金宁芬《南戏形成时间考辨》一文，《文学遗产增刊》15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要求他“申严止绝”优人作戏，其理由一共八条之多，其中五至七条均涉演戏内容：“五，贪夫萌抢夺之奸；六，后生逞斗殴之忿；七，旷夫怨女，邂逅为淫奔之丑。”可见其所谓“淫戏”，案狱、武打、爱情诸剧无不包括其内，并警告当政者“若漠然不之禁，则人心波流风靡，无由而止，岂不为仁人君子德政之累？”（《上傅寺丞论淫戏》，《北溪文集》卷二七）这种视戏剧为诲盗的思想，在元代仍很盛行。元初刘一清撰《戏之诲淫》（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革代之际，目击偾败”，言及作者时代。），叙南宋末叶咸淳四至五年（1268～1269）间，《王焕戏文》“盛行都下，始自太学，有黄可道者为之。一仓官诸妾见之，至于群奔。遂以言去。”（《钱塘遗事》卷六）虽然这位南宋太学博士是最早见于记载的文人剧作家，但不仅在现实中遭到因戏去官的处罚，留之于旧史的也是“戏文诲淫”的贬斥评价。与理学之士戏曲的关注焦点稍异其趣的是：从马上得天下、充满粗犷剽悍之风的元蒙统治者，似乎并不介意诲淫与否，而是更重视戏剧之与政权稳定的关系。如元朝国家法令便明确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元史·刑法》三《大恶》）“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元史·刑法》四《禁令》）他们对剧本政治倾向的戒备，远甚于对有伤风化的畏惧。但是，无论宋元理学家，还是元蒙统治者，其共同点是对进步剧作家的贬抑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