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完整的一部巨著，具有“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特点。全书十卷共五十篇，总结了自先秦以来文学批评及理论的各个方面，涉及到作家作品的品评，文学创作的探寻，不同文体的特点，以及风格流变等诸多问题，在创作论、风格论、文体论、批评鉴赏方面，都作出了许多新异的超过前人的探索。可能是受作者本人在《序志》篇里对《文心雕龙》体系所做的划分的影响，历来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论及作家作品、创作、文体等问题的多，对《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思想注意较少，尤其是鉴赏论长期未被注视（注：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历来注意的是批评论，没有注意鉴赏论。有的研究已接触到批评鉴赏的问题，但鉴赏论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来研究，始于1980年牟世金先生的《刘勰论文学欣赏》一文的发表（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 再加上我们历来研究文学活动都只注意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不重视读者的研究，所以，以往的论者对《知音》的阐释不论从批评论出发，还是把《知音》作为鉴赏论，或者批评论、鉴赏论并提（注：从鉴赏论角度论析《知音》，未论及鉴赏与批评的关系，如蔡润田先生、振甫先生、刘文忠先生、吴调公先生将之作为鉴赏论，在具体论述中往往将鉴赏与批评二者并提；缪俊杰先生、蒋祖怡先生等诸家之论也是二者相提并论（参见《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但都是从一个视角，即从作家作品的视界进行论述的，很少甚至没有从读者这个视角去研究，更没有注意到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重要性。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作为物态化形式的作品，对于文学活动而言是很重要的，没有作家，作品无法生成，没有作品，创作还只处于构思阶段，不能物态化。但是，文学活动并不终止于作家创作作品的完成，而要延伸到读者的接受，作家的创作，乃至于创作的物态化——作品的形成，只是文学活动的第一、第二环节，若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拥有的文学价值还只是潜在的价值，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就还没有终结，只有有了读者的参与，整个文学活动才得以完成，读者的接受是文学活动的第三个环节。作家——作品——读者，是不可缺少的三个环节。当作品完成后，成为静态化的客观存在时，读者的接受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已注意到读者的这种重要性，故专门写了《知音》一篇，论述读者的接受问题。在此，我们不妨调整一下视角，从作品的生成转换到作品的消费，从接受的角度来看《知音》。 无论我们把《知音》看作是批评论还是鉴赏论，这都涉及到读者的接受问题。也可以说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包括两种性质的接受，一是以审美享受的为主要目的的欣赏接受，一是在欣赏的基础上所作的客观的、科学的批评接受。前者以感性的体验玩味为主，渗合了理性的评判——审美判断，后者以理性的分析判断为主，处处以感性的体验玩味为基础。欣赏接受和批评接受是互为区别又交互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刘勰在《知音》中以论述鉴赏为主，又结合了批评的论述。但是，刘勰在《知音》中，不管是论鉴赏还是批评，他都十分关注接受主体，并非常重视接受主体——读者的关键作用，这从他正面的规定主张和反面的批评责难中，都不难看出。 首先，从《知音》篇的篇名上就可以体察出刘勰的良苦用心：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瑟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本味》） 历来阐释这一典故都注意钟子期的善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知，对于文学欣赏来说是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理解。这段本文也可以做这样的解读：读者的接受对于作品的潜在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一旦离开了读者的接受，作品的潜在价值就不能实现，也就是说，没有了读者，作品就无存在的意义，所以，钟子期一死，伯牙终身不再鼓琴。刘勰正是解读出“知音”典故的这一层涵义，用“知音”作为他论述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篇名，含义深刻地强调接受主体的重要性，他对接受主体的重视昭然若揭。 在《知音》篇中刘勰开宗名义，篇首呼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清代纪昀评曰：“难字一篇之骨”。知音之难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音实难知”。刘勰认为“形器易徵，谬乃若是”，那么，“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的文学作品文情“幽”而不“显”，就更难明察了，所以说“文情难鉴”。刘勰看到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复杂性，认识到文情的幽隐、虚幻的特点，不比形体显著的客观物体易于鉴识。这是“音实难知”的客观因素。作品本身具有复杂性，而接受者又各自有自己的偏好，往往“会已则嗟讽，异我则沮弃”，故“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这是“音实难知”的主观因素。正是因为这种客观上“文情难鉴”，主观上“知多偏好”，才带来了“音实难知”。刘勰比前人高明之处就在于既看到了接受客体的复杂性，又看到了接受主体的多样性，更认识到二者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带来的“音实难知”，发展了前人之说。在此，刘勰已涉及到了审美的差异性，并深入到了接受主体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主体的选择性等问题，尽管他并没有自觉地、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对此持片面的否定态度。刘勰虽然简单地否定了接受主体的心理偏向和审美的差异性，却从反面道出了接受中主体的制约、限制及重要性，不同的读者对于不同的作品甚至同一作品有不同的接受，这也说明作品的最终完成，离不开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