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正”、“变”，其自身并不含有任何揄扬褒贬之类以定高下主从之分的主观式判断意义，它只是有关整个明代诗歌发展过程描述中所使用的客观术语，即某些占据主流位置及与之相为反拨互补的创作流派和理论现象。进而言之，牵涉到具体评论方法、标准。或者于独立层面上，仅就明诗“本文”拥载的艺术特征、审美品格和文化性质作相对封闭的直觉感知品鉴；或者共传统紧密联接，从那层层累积凝固下来历代诗歌“史”的印象框架内，勘证、比较明诗的承传新创与得失。以往论者多取后一种，但缘于历史文化——心理的先入为主和审美稳态效应所汇成的熟习走势，往往使“新”的明诗出入游离在过去已有诗歌的类似境域中，很容易被稀释、消解了从独立角度就直觉感知所领受到的陌生感，以至自觉不自觉地将其置放在汉魏唐宋诗的荫罩下进行观照。那么，无论称扬还是贬责，都难以完全避免已有峰峦的强烈影响力，很可能带来认识的偏颇。愈到后来，愈“新”的诗歌，所因袭的负担便愈沉重，这是研究中应尽量加以克制的而冷静对待的。 一 中国诗歌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已构建起相对稳定连续性，“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继相禅而或息者也”（叶燮《原诗》内编）。是以有明一代，面对强大的传统，无论有选择性的倡扬张大，还是宽容式的兼取并包，都表现得异常强烈执着，呈纲领化；既便吐弃反拨，也大率因此所牵引激发再更衍生新。“诗至明克于返古”（毛先舒《彭录别驾题词》），“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沈德潜《明诗别裁序》），都认为这是明三百年诗坛之主流主导，可谓“正”。 作为一种重要文学现象与审美范式，“复古”缘传统建立又反过来造成传统，虽然常会导致简单片面的弊病，但其深层却载具着复杂内涵和若干合理因素，所以才能深植根蒂于不同创作时期，至明更蔚成一代风气热尚。进而探究之，它以单纯语辞形式上的外在模傲仿拟为起始，“七子派”的古体与乐府在这点上表现得最突出，痕迹宛然，也最被人诟訾：“大者摹拟篇章，小者剽剥字句”（于慎行《朱光禄集序》），给斥作“优孟衣冠”、“瞎盛唐诗”。不过，明诗之正者更多地却是由初级形态更进一层，借用杨维桢的术语，即“袭势”而不“袭词”，便能得神求变，这是符合正常艺术创作规律的。臻此境地，便入乎内出乎外，融化“古”之神理意蕴归诸己心，取其佳妙处别成新貌，不陷窠臼不落痕迹而一切供我驱运。复古派中有成绩的诗家，虽有层次与数量参差多寡的差异，但就主体言，做到了借鉴而不拘滞，能于“同”中立“异”。如明初闽中十子之首的林鸿，祖述汉魏、标举盛唐，倡言“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明史》本传），开有明一代诗学取向之风气。其自作却有仅重规模字句，未得真实的缺憾，“学唐诗，摹其色象，按其音节，庶儿似之矣。其所以不及唐人者，正以其摹仿形似，而不知由悟以入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然细检《鸣盛集》，便知林鸿仍有超越此弊更由“悟”以得的佳制：《出塞曲》四首之类，慷慨苍凉，气势高迈雄浑，正属得李白、王维边塞诗神情境事而能变化者；又《送高郎中使北》被沈德潜推许“风刺得唐人体”、《金鸡岩僧室》中“夜来沧海寒，梦绕波上月”一联则“得常建神理”。而后来成就、境界迥出林鸿之右者更不烦细述了。 复古之最高者为因变创新，已脱离对一家一派的依傍，而根据自我创作特征，高扬主体意识，建构起独立的艺术风格与审美面貌，“诗贵不经人道语，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百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道亦无穷也。”（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以奇古为骨，平和为体，兼以初唐盛唐诸家，合而为一，高其格调，充其气魄，则不失正宗矣。若蜜蜂采百花，自成一种佳味，与芳馨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蕴，作诗有学酝蜜法者，要在想头别尔。”（谢榛《四溟诗话》）明代复古派诗家们，明晰地阐述了这层道理，他们创作实践的成功处，也部分达到或接近所高悬的理想标准。为避冗赘，仅略举二例见之； 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 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 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 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 ——李东阳《寄彭民望》 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 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李梦阳《汴中元夕》 前者《怀麓堂诗话》自叙：“彭民望失志归湘，得余所寄诗，潸然泪下，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不阅岁而卒。”诗中慨喟人才沦落、世路艰难，唏嘘悲叹之情溢诸言表；且通体以沉郁顿挫之气，盘旋注下，间融旧典如己出，都流露出深长的历史文化意识和绵貌渺远的情思，厚重中自具轻悠之致。后者仅就一个生活断面落笔，清丽如画，但宛曼流利间微蕴不尽沧桑之叹，却全在言外，故觉深永含蓄，馀味无穷。陈子龙云：“汴城风月遂不可问，读此作转觉凄然”（《皇明诗选》），真乃会心之谈。 再从外在动因来看，以复古为通变革新，还往往源由于特定文化心理惯势与现实创作形态的制约机制。为了矫治长时期广泛萦据在诗坛的痼疾，一种有效手段是继承发扬古代优秀文学遗产和成功经验，这就需要适应并利用人们贵远遗近、唯古是尚的传统思想，以“复古”旗号相感召，重新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自然较易因乘利导，置于登高一呼，海内翕然景从的地位，从而涤除旧习，开创新的文学时代。类似举止情势先前已多有之，无烦枚举缕列，实不独以明人为然；不过，却可以就其间消息自初明伊始，经李东阳再至李、何、王、李等“七子派”，转到明末陈子龙等一线贯通，宗奉复古为诗之正的一番深心。 二 上面进行了横向的论析，如果再考索明代诗歌纵向衍展演化的主导走势及其相关牵连的各主要流派，参照正变的升降消长线索，便有可能把握并重视那个大略进程，由之总结出某种内涵丰厚、备载一定规范意味的理论与创作现象。关于这些，前代诗学家筚路蓝缕，已经多有发见，颇具启迪价值，实不应因其琐细或偏执而全盘摒弃，故特节录以见大概。如鲁九皋《诗学源流考》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