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理学与杜诗学 杜诗学在有宋一代成为显学，这和赵宋的政治与文化密切相关。宋代的文化精神与唐代大相径庭，杜甫所生活的唐代，以其政治的开明，思想的解放，国力的强盛，武功的显赫著称于世，其文化精神表现为气象恢宏。唐人那涵盖宇宙的胸怀并不容某种思想有独尊的地位，因而贯穿唐代的思想是儒、释、道三种。分别作为三种思想在诗坛上的代表是李白、杜甫、王维，他们的地位始终分庭抗礼。李杜优劣论肇始于唐代，仅在二人逝世后几十年。因此杜诗在唐代虽逐渐受到重视，但还没有得到大力的宏扬而成为显学。 宋代国力贫弱，与唐代的恢宏气派不可同日而语，然其思维方式的大胆深沉造成了文化意蕴的博大精深。陈寅恪先生曾对宋代文化作了极高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245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调查报告》）杜诗学的发展，就是与宋代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我们以往研究杜诗学，多从宋代杜诗的整理、注释以及宋人如何学杜入手，而忽视了宋代杜诗学的思想意蕴与文化精神，特别是理学的影响。因理学对宋末杜诗学影响极大，故本节勾勒其发展过程，以作为论述基础。 梁启超把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考据学概括为中国历史上四大文化思潮。理学是对儒学的弘扬与发展。汉朝皇帝认识到诗书礼义治天下的重要，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师硕儒穷研经典，盛行章句之学，虽儒学独尊，而经师硕儒本人则未见受到特别尊重。这种以笺注为主的章句之学，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没有大的改变。然而，唐代儒学、佛学、道教三种思想相互冲击与相互融合，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思想的极度活跃，也必然给儒学的发展带来契机，加以唐代那种波澜壮阔的气象，其光辉无疑会映射到各个领域，而绝不会汲汲于某种学术思想的完成，这种粗线条发展的，富有激情的，浪漫的，诗一般的时代虽然蕴涵着理学的某些渊源，但理学的兴盛与完成要待之于善于思考的宋代。 宋代的理学家，在赵宋文化极大发展时，以开辟思想基地，重建儒家的人文精神为己任，提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理想，因而儒家的章句之学一变而为义理之学，后由朱熹集其大成，至理宗时真德秀、魏了翁之倡导，确立了思想统治的地位。中国的学术是复杂多样、众采纷呈的，但宋儒开创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理学传统，无疑是中国主流学术的支柱之一。 理学的发展给杜诗学的兴盛带来了契机，也使杜诗学发生异化。 张载所提出的理学家的理想与杜诗的思想精神有一致之处。杜甫的一生，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己任，忧国忧民，忠君爱物，无时无刻不期望着天下的太平。但与理学家不同的是，杜甫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是一种印象的感受与激情的想象，是盛情的迸发而非理性的体悟，这是盛唐精神的具体表现。而张载的学说则是一种体系，他的目的是开辟思想基地，建立精神殿堂，声称发明“圣人千载不传之奥”，以代圣人立言自居。 总体上说，理学家以明道为宗，视诗以为小技，甚而否定学诗，包括学杜诗。理学家的代表人物程颐在《二程语录》卷十一中说： 或问：“学诗可否？” 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此言甚当。……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 北宋理学家固执而偏颇，为明道而排斥诗歌，杜诗在他们的心目中，地位不太高。到了南宋，理学的地位不断巩固，理学家对文学也由排斥转向兼容，在论道之余，也论及诗歌，杜诗也就成为他们论诗的重要对象。唐人论杜重功利，重性情，而宋代理学家论杜则重学问，重修养，重义理，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论诗文字也不少。《朱文公集》卷三五《答刘子澄书》： 文章犹不可泛。如《离骚》忠洁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经一编，已自多了。此须更子细抉择。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恐非启蒙之具。却是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讽咏，易入心，最为有益也。 强调杜子美诗之“喜讽咏，易入心”，把论诗引入了理学之途，诗与道、义可以融为一体，“就其不遇，独善其身，以明大义于天下，使天下之学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报不报之恩者，亦岂必进为而抚世哉！”朱熹在述说此段话以后，进一步说：“杜子美亦云：‘四邻来报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朱文公集》卷三六《答陈同甫书》）很明显，他不是从杜诗本身解释杜诗，而把杜诗与儒家的道义联系在一起，对杜诗进行发挥。他在《答巩仲至书》中，称“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且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壕》、《夏日》、《夏夜》诸篇。”（《朱文公集》卷六四）他所推尊的五君子为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因为他们“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通达，磊磊落落而不可者也。”（《朱文公集》卷七五《王梅溪文集序》）又其《跋杜工部同谷七歌》称：“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顾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朱文公集》卷八四）他认为“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唯其虚心讽咏，乃能见之。国华更以予言求之，虽以读三百篇可也。”（《朱文公集》卷八四《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