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赳赳武夫与彬彬学子从来就很难说到一块，元代统治者与元代汉族文人的关系就正是这样。蒙古统治者粗犷尚武，恃力轻文，他们自然不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儒生忠心事主、竭诚为民的道德风范，不明白这班人一旦为我所用后对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创造太平盛世所能产生的重大作用，却绝了他们的仕进之路，使之流失民间，造成重大的人才浪费。有元一代在历史上那么短暂，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人才被压抑，有的甚至转而为反对势力所用，自己拥有的只是些滥竽充数、不学无术者，如《元史·崔斌传》所载：“江淮行省至重，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如胡紫山《紫山集》中所记：“州县三四员，字不辨王张”，“有‘未具如前’四字不能解说而为首领官、吏员者。有《孝经》、《论语》不知篇目而为学士者。”亦如刘敏中《中庵集·九事》中所言：“即今所历府州司县首领官吏，往往多不识字。上司所下文檄，有不会句读旨意而错施行者。”让这些人治理国家，把持各级政权，焉能不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究其实，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中国，读书人无不以“修齐治平”为自己的人生取向，以“立德、立功、立言”为终生追求。当蒙古统治者长驱直入、先亡金后亡宋，终于一统天下的时候，儒生们的心态或曰价值取向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亡国之痛→徘徊观望→决定去留。这之先，他们唯王权是尊，饶是同为王族，庶代嫡、幼代长，尚且不容。不消说胡亥、杨广弑父兄而立，被千秋唾骂。即使是被认作明君的李世民，他在玄武门一举除掉不仁不义的乃兄乃弟，也还受到多少非议与讥嘲。同是汉族，异姓取代“正统”而被视为“篡逆”，刘邦就号召非刘姓为王者天下共讨之。一个王莽，面对着国力衰竭、民不聊生的现实，冀图取汉而代之，建立“新”朝，从此就秽声远播，为臣时的种种好处被全盘否定。这如今一个外民族竟然凌驾于汉民族之上，做了中国的皇帝，那种耻辱感、愤懑感是可想而知的。既痛外族统治、汉皇不保，又痛自己失去的一切——已得的或将得的功名利禄。“溪头月色白如沙，近水楼台一万家。谁向夜深吹玉笛？伤心莫听《后庭花》。”（注：赵孟頫：《次韵刚父即事》）“千古神州， 一旦陆沉，高岩深谷。梦中鸡犬新丰，眼底姑苏麋鹿。少陵野老，杖藜潜步江头，几回饮恨吞声哭。”（注：白朴：《石州慢》）“尚寐无聪，幽梦断，遽然难续，隐隐听，鼓声如呼，角声如哭。”（注：杨弘道：《满江红·有感》）颇能反映这种心境。亡国之痛，力透纸背。 家国之叹，才下眉头。复怜平生所学，满腹才情无处发挥；从小就憬憧的一举成名、报效国家的志向难以实现，惆怅、失望油然而生，那些无可奈何的先朝灭亡的史事毕竟是已过的陈年旧事，只好让它退诸脑后，换上的便是亟欲大显身手，立功效命的渴望。能够提供这种机会的只有新王朝的异族统治者，只不知这异族皇帝对待汉族士人的态度，于是便陷入徘徊观望、犹豫彷徨期，产生了“用世”与“避世”的矛盾冲突，及其这种冲突下产生的并非和谐的豪情，请读读马致远的[黄钟·女冠子]，你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元代汉族文人的这种心态： 上苍不与功名候，更强会也为林下叟，时乖莫刚求。若论才世，仲尼年少，便合封侯。穷通皆命也，得又何欢，失又何愁。恰似南柯一梦，季伦锦帐，袁公瓮牖。 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都不迭半纸来大功名一旦休，便似陆贾随何，且须缄口。著领布袍虽故旧，仍存两枚宽袖，且藏着钓鳌攀桂手。 在表面的旷达、豪放之中，深深地包裹着用世的追求和希望渺茫的无奈。 另一方面，不管蒙古统治者是否情愿，残酷的现实却在时刻提醒着他们，要想建立和巩固大一统的元朝帝国，你就不能不依靠汉族人、利用汉族人，尤其是汉族中才识超群的知识分子。当元世祖忽必烈被元好问等纷纷看好尊奉为“儒学大宗师”的时候，正是汉族士人刘秉忠、杨果、商挺、赵孟頫、胡紫山、王恽等纷纷被召、被荐、被授予军国重任之际，它向人们宣告：汉族士人在元代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高的，深受重视的，它让汉族士人看到了一线希望：失去的一切还有得到的时候，建功立业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许多人也都和赵孟頫一样结束了痛苦徘徊观望期，直接或准备为元王朝尽忠了。“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注：杨载：《行状》）即是这些人心境的反映。对元王朝的歌颂也自然成了这些文士写作内容，即如汉族统治的历代王朝无不为治下臣僚所歌颂那样：“东海西山壮帝居，南舡北马聚皇都。一时人物从天降，万里车书自古无。秦汉纵强多霸略，晋唐虽美乏雄图。经天纬地规模远，代代神孙仰圣谟。”（注：赵孟頫：《钦颂世祖皇帝圣德诗》）如果元朝统治者能够高瞻远瞩，抓住这个时机，开科取士、广开言路、择优而录、大胆使用，以充实各级衙门，充分发挥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元代历史必将重写。以元代疆域之阔，武功之强，辅以文治，其兴盛绵长肯定会超过前代。只可惜，他们却错失良机。 正如本文前面所说的那样，元代的科举仕进之路是那样步履维艰，不能不让汉族士人大失所望。是忽必烈在统一天下的目的达到之后，为了获得蒙古贵族的支持，更因为他本人也由依赖汉族人才夺取胜利转而成了防止汉族人才动摇蒙古族的统治，是他一切以本民族为重的私心使他变得心胸狭窄、头脑简单了！王者本应无私，王者偏最自私，一代明君亦难幸免。中统元年因姚枢的推荐走上仕途的一代名臣、元初声望最隆的汉族文人王恽对此深有感触：“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轻重，用与不用之间焉！’”（注：《儒用篇》）中统、至元，都是忽必烈的年号， 中统使用过五年（1260—1264），至元使用了三十一年（1264—1294），同是一个忽必烈，对汉族人才的态度以统一为界，判若两人。不仅如此，突然间又宣布人分四等，把汉族人打入社会底层，各级官府又全由蒙古人把持：“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注：《元史·百官志》）更有“杨琏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墓，凡一百十一所”（注：《元史纪事本末》），其愚昧残暴、欺凌侮辱，令人齿冷，使整个汉民族无不有切肤之痛，使原还打算为新王朝肝脑涂地的大批汉族士人陷入了彻底的失望之中，作出了新的抉择，出现了朝野大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