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革》、《钓》二赋考订补 1972年4月间于山东临沂银雀山发得两座西汉武帝前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8年）[1]的墓葬，一号墓中有大批竹简，竹简书写年代自然早于墓葬时期，从简文字体推断，当属西汉文、景至武帝初这段期间抄录的[2]，则被抄录的作品撰成年代也就可知绝不晚于文、 景之世。 其中有简背题作《唐革》的赋简残文，罗福颐、汤漳平两位先后根据传述文献指出：革当读作勒[3]。 其实现有出土材料中有足与传述文献相比照、更具说服力的证据。今本《周易》遁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革初九“巩用黄牛之革”、六二“巳日乃革之”、上六“小人革面”、鼎九三“鼎耳革”，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的帛书《周易》中，诸革字俱写作勒[4]。至于出土实物彼此间的异文可资证明革、 勒相通者，王念孙《读书杂志》八之六《荀子·礼论》“金革”条自注已引及。 其次，罗、汤以及谭家健[5]三位都认为这篇赋的作者乃唐勒。 按：首简（简号0184）明言： 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唐勒先称曰：“人谓造父登车揽辔，马协齐敛整调均，不挚步趋……” 另一简（简号3588）有残文： ……御有三，而王良，造（父）……对照改述本篇的《淮南子》卷六《览冥》，可知王良、造父之御，世俗固以为巧，非御之贵者也，也就是说：在御的三重境界中，它们仅居次或末，钳且、大丙“以弗御御之者”方属上乘。再持与传世宋玉名下的《大言》、《小言》、《钓》[6]相较， 发现都是就同一课题采二段或三段的渐升论式，先称者襄王、景差。登徒子率作为后称者的陪衬，主人公系宋玉。传世三赋既系于宋玉名下，则此湮沈逾千载、同一论式的《唐革》残赋依例亦当属诸宋玉[7]。再者， 先秦以来命题方式不外两类：或取一篇一章首出而足与其它篇章首出者有别之二、三字；或取全篇全章内容主干所在。《唐革》命篇显系根据前一条例，与《孟子》书中《万章》、《公孙丑》同。《万章》、《公孙丑》或可假“退而与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8]为辞，谓篇题名即著者名， 然《告子》、《离娄》又当如何解释？且纵如彼曲说，万章、公孙丑也只能视为述者、编者，岂能迳指为该二篇的作者？举《孟》、《庄》、《荀》等书以证：战国诸子于自行记述与它人论辩际，不乏自道姓氏自称子之例，实系昧于文献发展所致，尤种因于未辨作者一词的意义，将内容意思大体孰属与述意编写成文者谁混同为一。《万章》等既仍系于孟子名下，则《唐革》不得归诸唐勒著作篇目中。 第三汤、谭二位均由出土的《唐革》申论宋玉名下的《钓》赋不如近代所疑[9]，俱引《文心雕龙》卷二《诠赋》语： 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为证。《文心雕龙》于齐末成书[10]，萧齐政权不过二十四年（ 479—502年），则至晚于宋、齐之交《钓》赋应已见诸《宋玉集》中。 考《列子》卷五《汤问》“均天下之至理也”章： 詹何以独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筱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汨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挠。张湛注曰： 夫饰芳饵，挂微钩，下沈青泥，上乘惊波，因水势而施舍，颉颃委纵，与之浮沈，及其驰绝，故生而获也。注文显系《钓》赋原文： 夫玄洲芳水饵，挂缴钩，其意不可得退而牵行，下触清流，上则波扬，玄洲因水势而施之，颉之颃之，委纵收敛，与鱼沈浮，及其解弛也，因而获之。的节述。张湛引书时或不标出处，如同篇“匏巴鼓琴而鸟舞鱼跃”章，于“虽师旷之清角”下注云： 师旷为晋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声者或吉或凶也。事见《韩非子》卷三《十过》，张湛一样不标出处，迳行节述。若夫卷八《说符》“杨子之邻人亡羊”章“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句下注： 身体发肤不敢毁伤也。“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下注：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也。“仁义使我身名并全”下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例更夥，不足为异。张湛注《列》至晚不逾东晋孝武一朝[11]，业引及《钓》，是该赋于渡江初当已面世。然尤有进者，张氏期表明《列子》乃先秦初叶旧籍，以至“《庄子》、《慎到》、《韩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归》多称其言”[12]，此后方“散在民间，未有传者”[13]，因而于释证故实、“后”人属辞引类多同之际，除了极少数可能的例外，所采书籍未有晚于西汉者[14]。或曰：这只能显示时人已误将《钓》赋视为先秦宋玉名下之作，并不能由此推断《钓》赋果真如彼。今考《淮南子》卷二《俶真》： 是故以道为竿、以德为纶、礼乐为钩、仁义为饵，投之于江，浮之于海，万物纷纷，孰非其有？显系《钓》赋原文： 昔尧、舜、汤、禹之钓也，以圣贤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投之于渎，视之于海，漫漫群生，孰非吾有？的改写，是则《钓》赋确属西汉武帝前的作品。 二 “赋者将以讽也”义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