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学古诗派，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所遭到的抨击远比受到的肯定要多得多，而取法宋诗的人被批评得尤为猛烈。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云： 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诗家，矜其奇诡，天下骛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讦辞相等。江湖之士艳而称之，以为至美。盖自商颂以来，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柳亚子于《胡寄尘诗序》中斥之为：“日暮途穷，东山再起，曲学阿世，迎合时宰，不惜为盗臣民贼之功狗，不知於宋贤位置中，当居何等也。”类似于此的贬斥之论在金天羽《与郑苏堪先生论诗书》、《五言楼诗草序》、《笏园诗钞序》，林纾《旅行述异·画徵识语》，林学衡《今诗选自序》等文中随处可见。“同光体”受黜，窃以为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同光体”尽管诗歌风格多元化，大略可分为清苍幽峭、生涩奥衍、清新圆润三派，然迄其末流衍为饾饤琐碎、无病呻吟、诗味尽失，况其代表人物尚在之时，士子崇尚已崭然一变，其不受欢迎，固也！ 次之，近代学派、文派、诗派之争皆以政治故而争斗愈烈，学人皆失素心，勿能以学治学、以文治文、以诗治诗，而率以政治之，所谓眼睛着色，物失其本是也。柳亚子攻击学宋者不遗余力，后来道出真相，云：“我呢，对于宋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怨，我就是不满意于满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国大夫的遗老们。”（《南社纪略·我和朱鸳雏的公案》）“同光体”诗人，多为遗老，论者恒以陈三立《赠梁启超》“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之句讥刺“同光体”诗人之遗老思想。 再次，“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文学得以推广，文学观念受外来影响者深，平民意识日益增强，况厚古薄近乃为我民族思维之积习，崇外贱内遂成大中华观念之新变，复加以“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论四处播扬，有清一代，惟重其小说，诗文皆置而不论，况遗老学古之诗乎？ 今处承平之世，百业竞强，学者皆应以廓清迷雾、探其本原、还其面目仔肩自任，继清学而振新学，方不负古人，亦不负此时世也！ 一、“同光体”之名 “同光体”之得名，盖因陈衍与郑孝胥常相聚论诗，意见由不同而渐趋一致，遂目“同、光以来不墨守盛唐者”之诗为“同光体”。前人对“同光体”之名素无疑义，钱仲联师《论“同光体”》（载《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一文始予纠弹，以为何绍基、祁隽藻、曾国藩、 郑珍、莫友芝等人创作活动时期，在道咸而非同光，公认之“同光体”诗人如沈曾植、陈衍、郑孝胥、陈三立等人创作活动在光绪以后，而非同治年代，故“同光体”之“同”字无着落，后来汪国垣著《光宣诗坛点将录》不用“同光”划界，而改用“光宣”之称，始符合客观事实。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藉出版社1993年版）反驳此论，以为“陈、郑等初衷是将同治年间尚在的郑、莫、曾、何和光绪年间新出的一辈都包括在‘同光体’之内，意在标明后来者承接宋诗的传统，提高自己的声价。但后来的文学史家逐渐普遍将‘同光体’仅指提出这一名目的、活跃于光、宣、民国年间的一批宋诗派，反过来却指责陈、郑等标举‘同光体’的‘同’字是没有着落。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实则“同光体”之名问世以来，世人理解其义愈来愈缩小。首先，其初所包举之祁、何、郑、莫等人，后皆屏除；其次，晚清文化包罗百代，涵盖万有，乃传统文化一大结穴，诗文词翰，概莫能外。“同光体”力倡“不专宗盛唐”，推举“三元”“三关”之说，魏晋、盛中唐、南北宋并重，意在融贯变化，推陈出新，其“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及“不俗”论皆准此为核心，同时铃木虎雄著《诗说》谓陈衍主江西派，衍应之曰：“大家诗文，要有自己面目，决不随人作计。自《三百篇》以逮唐宋各大家，无所不有，而不能专指其何所有。盖不徒于诗中讨生活也。”（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249 页引）其不主一朝一家昭然若揭，惟其取径宋人，遂招致“宋诗派”之名，一叶障目，认木为林，寐叟、散原、石遗、海藏诸人得无憾乎？ 审观文学发展史，若一诗歌流派或诗歌风格冠以朝代之名，其必震烁当世，影响后代。于其时必主盟诗坛，最称先进。例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永明体、元和体、元祐体等。陈衍诸人以“同光”名体，足见其自信能领袖群伦，发为时代之音声。 二、“同光体”之派别 汪国垣著《近代诗派与地域》，列“同光体”诗人入“闽赣派”，察其文意，复分为闽、赣二派，而以浙人袁昶、沈曾植，鄂人陈曾寿、江苏范当世等殿焉，以其“皆不著籍闽赣，而其诗确与闽赣派沆瀣一气”。仲联师《论“同光体”》以地域区划为三派： （一）闽派，以陈衍、郑孝胥、沈瑜庆、陈宝琛、林旭为首，于唐溯源韩、孟，于宋偏重梅尧臣、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姜夔。沈氏偏宗苏轼，陈衍效法杨万里。要之，多取径宋人，学古而不摹古。陈衍于“三元说”外，力倡“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说。 （二）江西派，以陈三立为首，夏敬观、华焯、胡朝梁、王易、王浩皆羽翼之。远承宋之江西诗派，宗祖黄庭坚，散原复溯源江西诗派之陶渊明，推重陶诗于平淡中寓风雷声，其诗与政治结合紧密。 （三）浙派，以沈曾植为代表，袁昶羽翼之，金蓉镜承继之。诗尚险奥，聱牙钩棘中时复清言见骨，诉真宰、荡精灵。沈氏论诗，主“三关”之说，重在颜、谢，通经学、玄学、理学、佛学以为诗，因诗见道。 以上三派，每一派中，诗风并非完全相同，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实则“同光体”分派最早未以地域论，而以诗风论，《石遗室诗话》卷三云：“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略别两派：一派为清苍幽峭……近日以郑海藏为魁垒……其一派生涩奥衍……近日沈乙庵、陈散原，实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异焉，其余诗亦不尽然。”王镇远《同光体初探》（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2 期）一文沿其意，自追溯主要诗人之艺术渊源、师法对象、理论主张、诗作特色入手，按艺术风格之不同，区为三派：一派力追韩愈、黄庭坚，如陈三立、沈曾植、范当世、陈曾寿，风格硬健雄肆。一派效法韦应物、柳宗元，如郑孝胥、陈宝琛、夏敬观，风格清峻深峭。一派崇尚白居易、陆游，如陈书、陈衍，风格清新隽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