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学历代居于相当突出的“显学”的位置，而且研究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二千一百多年前的西汉初期。但是，传统的学术研究总是跳不出“义理”、“音义”、“考据”三个模式。毫无疑义，这三个模式确是传统学术研究的结晶，仍然是我们今天研究《楚辞》文献乃至研究我国一切历史文献的“基本功”。然而就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言，传统的《楚辞》学始终禁锢在封建专制思想的“经学”牢笼里，二千多年来，这门古老的学问，举步维艰，进展迟缓。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传统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楚辞》学的研究领域开始向相关的学科拓展，因此才有长足的进步。自建国以后，《楚辞》学始终是一个颇受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楚辞》以及带“楚”字的相关学科的研究，高潮叠涌，成果纷呈，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 现在，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纪之交，有必要从“世纪性”的高度，对本世纪来的《楚辞》文献学作一番认真而翔实的总结，考察的对象，是迈百年来所出现的重要的《楚辞》学者及其代表性的著作，必要时还得顾及某些影响较大的思潮、学派等。本文所说的“文献学”，当然是指广义的文献学。本文为评述方便计，权且以一九一九年、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七六年这三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年份为标志，分别从三个阶段时期作粗略的“鸟瞰式”的巡视。 一、“五·四”前后至建国前（1919—1949）：由经义考据到综合研究的过渡阶段 在本世纪初，《楚辞》学的主流仍然滞留在狭义的文献考据学的阶段，还没从“经学”里分离出来，著者多是晚清遗老，感怀清政羼弱，列强肆虐，而藉屈子之书，以寄寓“其存君兴国之念”。马其昶《屈赋微》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此书刊印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收入《集虚草堂丛书》甲种本中。马氏博采自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下至晚清各种注本的诂训，旁及历代学术笔记中有关屈赋条目达46种之多，然后斟酌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时或于广引前人之说之下，系以“案曰”，以申其一己之见，且亦多有新意。如《离骚》“凴不厌乎求索”，马氏“案曰”：“凴与冯同，《汉书》注，冯，贪也。言其贪求不知厌足。”其较旧注为长。后人评论此书，“由博而反之于约，可为清代说《屈赋》者之殿”〔1〕。信非溢誉之辞。 郭焯莹《读骚大例》亦是其时研治屈学者之选。郭氏以身丁家国之变，愤而注《骚》。殁后，其手稿于民国二十年（1931）由北平文字同盟社刊印。此书发明“读《骚》大例”，凡六条：“一曰事据史传校勘，定著《屈赋注商》”；“一曰意由声音证入，定著《屈赋章句古微》”；“一曰谊本故训求通，定著《屈赋解诂》”；“一曰辞兼众本是正，定著《屈赋异文笺》”；“一曰说参异家互发，定著《屈赋外传》”；“一曰论依经训节中，定著《屈赋内传》”。郭氏依其书例而草就屈学之著六种，皆饶有发明，其稿本28册今悉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可知其当日用力亦勤矣。胡韫玉的《离骚补释》（《国粹学报》第七十至七十八连载）亦是颇具“小学”功力之作，其书首列王逸《章句》之解，次于“释曰”下陈其所见。考证字义详实有据，且多有发明。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王逸训纷为“盛貌”，而胡氏据《方言》、《博雅》训“喜”；“彼尧舜之耿介兮”，王逸训耿介为光大，而胡氏训耿介为专一。似皆胜于旧说。惜此书未及单行刊印，时人不易得见。除此以外，散见于其时学术笔记者则以条目形式出现，其荦荦可观者，有存于俞樾《俞楼杂纂》之《读楚辞》四41条，别有《楚辞人名考》171条。 俞氏师法高邮王念孙父子，正句读，审字义，辨音韵，功力深厚，创获甚多，其于《楚辞》研究亦堪称大家。又存于孙诒让《札迻》之《〈楚辞〉王逸注》一卷，凡28条，皆极精当。如，《怀沙》“孰察其拨正”，王逸训拨为治，于句义诘曲难合，后世亦未有新说；孙氏谓“拨为枉曲，与正为对文”。其说确切不易，以之解《怀沙》，亦怡然理顺。存于朱亦栋《群书札记》中之《楚辞札记》16条，存于陈仅《读选意谶》中之《楚辞》各文等，亦皆颇多新说，各自见其治学之功力。刘师培《楚辞考异》17卷颇值得一提，刘氏从唐宋以前的类书、注疏、学术笔记、诗话等30馀种文献中，辑佚、稽钩《楚辞》零句异文，然后逐一裒集于《楚辞章句》正文之后，“述而不作”，作客观材料之罗列比较，虽未及王逸注本之是非，然则其是非不言自明。此书所列异文，未为称全，有待补正者诚夥颐，然其“筚路褴褛，以启山林”，开考校异文之先河，后世闻一多、许维遹、姜亮夫之考校，皆承其馀绪而发明光大。此书创轫考异之功实不可没。 是时，西学东渐，少数学者开始以西方学术思想研讨《楚辞》，这也可看作是“五·四”以后新《楚辞》学的“前奏”，其卓然影响于后世者为梁启超。梁氏具有超前意识，其代表作是《屈原研究》（《饮冰室文集》），对屈原及其辞赋作全新的论述，对后世影响极大。此文分七个部分，首先对屈原的历史、游踪、生卒、政治主张及思想起因等问题均作详实考释，谓屈原后期是“独身生活”，不仅到过江夏，而且足迹遍及江西的庐山、沅水上游的辰州和衡岳等地，最后“独自一人在衡山上过活了好些日子，他的文学，谅来就在这个时代大成的”。其次，对屈原辞赋的兴起及其二十五篇作品作“大略”的说明，谓屈赋产生的基础是楚国的巫风，并受中原文化，特别是与“‘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再加上他的反抗性的个性以及坎坷的人生际遇等，相互“击发”，产生了“特别的文学”；谓《离骚》是“最初的作品”，“好象一篇自传”，“可算得全部作品的缩影”；《天问》“是屈原文学思想出发点”；《九歌》“是集中最‘浪漫式’的作品”，在《楚辞》学史上，也是他最先使用“浪漫”这个词；《九章》“是《离骚》的放大”；《远游》“是当时南方哲学思想之现于文学者”；《招魂》“是写怀疑的思想历程最恼闷最苦痛处”；“《卜居》是说两种矛盾的人生观，《渔父》是表自己意志的抉择”。再次，以屈原的“自杀做出发点”，对屈原的人格思想及其个性表现作独到的分析，谓屈原“是一位有洁癖的人，为情而死”，“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原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热烈的感情”，而这“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结果拿自己生命去殉那‘单相思’的爱情”，导致“洁身自杀”。谓屈原的“感情极锐敏，别人感不着的苦痛，到他脑筋里，便同电击一般”；屈原具有反抗性格，常“作些奇异的服饰以表异于流俗”，来“反抗社会”。再次，梁氏以自己政治活动的经验和体会，来评价屈原的政治斗争，谓屈原应了易卜生“要整个，不然，宁可什么也没有”这句格言，不肯调和，“只有极端”，“这是屈原人格的立脚点”。再次，谓屈原对溷浊之世既不肯屈从，一味追求理想世界，这“都是超现实的境界，都是从宗教的或哲学的想像力构造出来。倘使屈原肯往这方面专做他的精神生活，他的日子原可以过得很舒服，然而不能”，“他理想的女人简直没有，那么他非独身生活里头甘心终老不可了”，“他的路于是乎穷了”。再次，谓西方哲人“凡自杀皆怯懦”的观点不足以涵概屈原，“犯罪的自杀是怯懦，义务的自杀是光荣”，屈原为尽国家、民族的义务而自杀，“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摩相荡”。最后，论述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高度评价屈原的艺术“想象力”，谓“不特前无古人，截到今日止，仍是后无来者”，“在世界文学作品中，除了但丁《神曲》外，恐怕还没有几家够得上比较”。梁氏此文将《楚辞》从经义中解脱出来，开启近、现代《楚辞》研究之风，成为闻一多、游国恩、支成伟诸人的先导，特别是支氏《楚辞之研究》一书，完全承其衣钵。此外，梁氏又作《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目的是为初学者指示治学路径，“替青年们添一点趣味，省一点力气”。此文大致与《屈原研究》相呼应，唯在第四部分对王逸以下诸家注本的得失，于传统文献学的角度作一一介绍和评论，盖补前文所未备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