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汉文学是指古代中国、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半岛、琉球群岛等地区用汉文写作的文学。新的研究方法力图突破民族与地区的界限，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并同时注意到各民族各个历史阶段文学发展的特殊性，探讨以儒道佛为共同思想信仰与文化基础的汉文学的共性与各自的个性，通过汉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的考察，寻找汉文学传播与流布的某些规律。在这种研究中，《诗经》显然是具有思想史和文学史双重意义的对象。 将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史的一部分来考察，文学就被赋予了新的视点。亚洲汉文学的概念使我们有可能对于《诗经》在域外的流布与影响作出整体的描述，并有助于对《诗经》文学精神的世界性获得准确的理解。 “诗家之祖” “六经之和” 根据流传至今的典籍，6 世纪以前《诗经》便作为六经之一而传至朝鲜半岛诸国。据旧唐书记载，高句丽“俗爱书籍”，而所读之书，首先提到的就是五经。如果这里说的是高丽末期的情况的话，那应是6 世纪前后的事；不过，实际上高句丽在公元372 年就设立了国家机关太学，《毛诗》成为其中的教育内容当不是臆测。高丽时代成书的《三国史记》提到百济圣王扶余明秾十九年（公元541 年）曾遣使入梁朝贡，并表请《毛诗》博士、《涅槃》等经义。〔1 〕那么，《毛诗》其书传入百济肯定在此之前，知其书而欲明其义，应该说是人之常情。至于新罗，公元682年建立国学，8世纪中叶改国学为太学监，设置各科博士及助教，《毛诗》是其中的必修科目。从以上材料看来，如果说在新罗统一三国以前的三国鼎立时代甚至更早，朝鲜半岛便有了《诗经》的读者，决不是毫无根据的。 崔豹《古今注》所载朝鲜津卒霍里子高之妻丽玉所作的《公无渡河》〔2〕，成书于高丽时代的《三国史记》、 《三国遗事》所载的《黄鸟歌》〔3〕、驾洛国《龟旨歌》〔4〕等，我认为都是古代朝鲜歌谣的汉译，而不是朝鲜人创作的汉诗。它们无不采用四言诗的形式。那些不知名的译者不约而同地用四言诗来译古谣谚，无非是因为它们认为《诗经》所主要采用的四言诗体，是最古朴典雅的诗体，也最接近于朝鲜古代歌谣的风格情调。这些译诗与《诗经》句式语句的相近，也是一目了然的。它们的出现无疑证明了《诗经》对汉译朝鲜诗歌的影响。 在东北亚古代的文化交流中，朝鲜半岛是津梁而不是终点。通过这里，《诗经》同其他书籍一起传入日本，当在此后不久。《日本书纪》所载264年百济昭古王遣阿直歧贡良马，“阿直歧亦能读经典”， 结果到日本作了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同书又记载第二年王仁受到招请到日本带去了《论语》、《千字文》等书。这些记载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们的史料价值，只能说明那一时期中国典籍的传入已经引起朝廷的震动。我国《宋书·夷蛮传》载录的倭国王武（一般公认即是雄略天皇）派人送给刘宋顺帝的表文中，已有“不遑宁处”等近于或出于《诗经》的语词。可以说，远在遣隋使、遣唐使时期之前，《毛诗》就已经传入日本。 在南方，《毛诗》传入交趾不会比这更晚。从东汉以后， 特别是2世纪末叶，汉族士大夫到交趾的就渐渐多了起来，在学校里普遍讲授《论语》、《春秋》等等，不过越族人入学学习的并不多。我国隋唐时期，儒家文化在安南有了进一步发展，而《诗经》为更多的越南人阅读，恐怕还是陈朝（1226—1400）科举制度确立之后。据《大越史记全书》载公元1185年“试天下士人，自十五岁能通诗书者侍学御筵”，以后不断有“诏天下儒士诣国学院，讲四书五经”，“选用儒生能文者，充馆阁省院”之类的记载。〔5〕总的来说， 能够明确说明《诗经》影响的汉文学作品，在越南的出现要晚于东北亚诸国。 笔者在日本东洋文库读到清潘相所辑《琉球入学见闻录》（有1764年序）一书。此书乃琉球官学教习潘相根据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周煌《琉球国志略》等资料，与琉球学生逐条核问，并参阅琉球学者程顺则等人所编诸书编写的。据其书所载，琉球“明初始通朝贡，遣子入学”，“渐染华风，稍变旧习”。书中《书籍》部分说“闻琉球文庙之两庑，皆蓄经书”，并且明确记载所见有“四书、《诗经》”等。还说那些书“白文小注之旁，皆有钩挑旁记，本系镌刻，非读时用笔添注”，并说明不是日本传来的书。据此说法，它们当是琉球刊行的训读注释书。在汉语原文旁边用各种符号表明读法，阅读者据此就可以通读全文。 尽管传入有早有晚，但共同的一点，对于这些地区古代的读书人来说，《诗经》首先是经书。这既抬高了它的地位又规定了对它的阅读期待。大而言之，读《诗》与安邦治国分不开；小而言之，读《诗》又与安身立命有关联。《诗经》的身价，便随统治集团对于儒家的态度而沉浮。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和江户时代的武士，都标榜崇儒，情况虽不尽相同，但重视经学却很相似。平安时代设有明经博士，有专门讲《毛诗》的博士家，他们的学术影响一直延续到室町时代。清原宣贤的《毛诗抄》有多种本子流传。江户初期仍有不少学者是把《诗经》当经书来研读的。在高丽和李朝，以及在越南的黎朝和阮朝，情况也有很多类似之处。朝鲜第22代王弘斋（1752—1776）曾说：“诗者，关世道，系治乱。隽永冲融者，治世中和之音也；舂容典雅者，佩玉之资也；琐碎尖斜者，乱世烦促之音也；幽险奇巧者，孤臣孽子之文也。”这种说法虽然套用的是《诗大序》的说法，却有着特定的含义。在内外矛盾激烈的时代，弘斋力图使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纳入导引人心的轨道。对于《诗经》和杜诗的倡导都服务于对忠君爱民观念的强化。读经者以及深受其态度影响的人们，看重的是诗歌的美刺讽谏，他们从不离开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谈纯粹的文学，不离开实用来谈个人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