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方法是本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颇为时兴的方法。 这种新兴的接受方法起源德国南部的康斯坦茨学派，旋即风行于欧美各国。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汉斯·罗伯特·尧斯和沃尔夫冈·伊塞尔，他们把文学文本看作读者接受的一个历史性的永恒的对象，研究了文学文本在接受过程中的关系，特别强调读者在文学创作过程和鉴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对我们研究受意者的途径很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 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的实际，有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某些接受理论，以建构具有中国气派的接受方法的话语。 一、受意过程 接受理论认为，作者、文学文本、读者是一个动态的完整的文学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创作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作者赋予文本发挥某种功能的潜力；第二是接受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读者通过阅读实现这种潜力。把这个过程公式化则为： 作者←→文本←→读者 这个理论的出发点是作者而不是读者。尧斯所谓的要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伊塞尔所谓的要“暗含读者”，都是从作者的角度来阐释接受理论。由于视角不同，分析、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就不同。 现在我们要从语言的角度考察读者接受文学文本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过程，理所当然应把视线集中投射到读者身上，把读者视为整个受意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受意过程的公式应当颠倒为： 读者←→文本←→作者 而且，我们对这个过程的阐释也与一般接受理论不同。读者接受文本意义的整个过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只需经历由读者到文本，再由文本返回到读者这样一个小循环的过程。一般读者只从语言文字符号所指的层面上去接受文学文本的思想意义和教育意义，无需去揣摸作者的构思和创作意图。而对于那些从事文学史教学及研究的“高级读者”和“超级读者”，则不能就此止步。还必须继续前进，从文本深入到作者其人；再从作者其人返回到文本，从文本返回到读者，就是说，需要经过一个大循环的过程。下面侧重讨论这种大循环的受意过程。 这种大循环的受意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级叫顺向接受阶段，即沿着读者←→文本←→作者的方向被动地去接受文本之意。 这一阶段需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由读者到文本。文学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它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才能从文本的符号系列中显示出来。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就作为一种具有持续稳定性的艺术产品而存在，保证它的存在的是一系列经过作者人为地按一定密码组构的符号。读者首先要能识别基于不同表现形式的各种不同系列的符号，然后才能从具有众多审美规范的涨落系统的背景中将它具体化。“春风”一词，符号“所指”的意思是“春天的风”，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元日》），用的就是这个意思。而用在另一些诗句中，它的审美意蕴就丰富了。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欧阳修《戏答元珍》）。这些符号系列中的“春风”就不单纯指自然界中春天的风，而更主要是指朝庭中的暖风，指“皇恩”。而李白“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春思》），“春阿吹别苦，不遣柳条青”（《劳劳亭》）中的“春风”更不是指物，而是用拟人的手法渲染与情人或友人分别时的氛围。至于孟郊《登科后》中“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中的“春风”，已经与“得意”粘合为一个成语，表示考中进士后的喜悦；《说苑·贵德》中“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则用来比喻及时给人们教益。读者手捧文本一开始就要读懂语言符号系列中这些密码的意思，才能进入审美领域。 顺向接受的第二步是由文本到作者。有经验的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确实会考虑到“隐含的读者”的语言能力和审美能力，给读者留下一些可供思考和回味的空白和不确定的因素。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不能就文字理解文字，还需认真领会作者创作文本时的良苦用心。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一诗就有意给读者留下了不少空白。首先，诗中只有答语，没有问语，问的言词让读者去补充。其次，作者为什么要去寻隐者，与隐者的情义有多深也还需要作者去思考，再次，诗题是“不遇”，究竟“遇”到了没有呢？是继续寻觅，还是就此返回？还有，隐者是谁？是他人，还是作者自我人格的写照？这些问题需要了解作者的总体思想和创作意图才会得到中肯的答案。 大循环受意过程的第二阶段是逆向接受，是主动受意的阶段。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由作者回到文本。贾岛人在红尘、心在深山，以佛家的空无为本。他这次上山云游是为了求“兴”，“隐者”虽未寻到而与童子的一番对话足以“尽兴”，心灵上已与“隐者”相遇。在佛家看来万物皆空，只有自我的“心”才是实的。心中既已相遇，又何必再去寻觅什么。从作者笃信佛教的心境、情趣来阐释这首诗，就能把握它的真谛。 逆向接受除从作者总的思想倾向来理解文本外，还可以从作者创作文本时的境遇来加深对文本的认识。元和四年，柳宗元带领一些人游览了永州城外雄奇美丽的山光水色，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其中《钴汜潭西小丘记》，写他发现一座竹树青翠、石块奇突、山峰不凡的小山，主人标价四百，但卖不出去。作者把它买过来，捎加修理便呈现出清幽秀丽的真容。于是感慨说，以这座小丘秀丽的风景，若是生在长安，大家会争相购买，每天涨价千金也买不到： 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道乎？ 如了解作者写这篇散文时的心境，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买了一座无人顾屑的小山会如此高兴。写此文的前几年，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而被贬为永州司马。五年来他继续遭到权贵的迫害，很多趋炎附势的亲友都远离了他，他坚信自己的主张和从事的改革是正义的，总有一天会被人们理解的。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借被埋没的小丘来诉说自己的政治遭遇和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逆向接受的第二步是再从文本返回到读者。这时，读者对文本的符号所指，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文本的意图以及文本形象中的“多余思想”、“过剩题材”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因素，进行再创造，能动地接受文本客观存在的意义和意味。读者对文学文本主观能动地再创造，用逻辑语言付诸文字则是文艺批评，用艺术语言付诸文字便成了新的文学作品。我国古代，读者和作者之间不存在什么天堑。明代胡应麟说：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僧尼）、羽客（道士）”（《诗薮》外编卷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