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早在清末就已出现。“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断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思想启蒙的工作被维新派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配合这一运动，维新思想家竭力提倡译介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文学作品开始大批输入。异质文化的引进，必然与传统文化产生碰撞。中西文学的比较便随之出现。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制虽被推翻，但国弱民穷的局面并未得到改变，加之封建复辟的阴影时时出现，遂使进步的知识分子群体感到仍有继续介绍西方先进文化之必要。域外文化的引进工作，仍然受到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文学交流的规模也甚为可观。因此，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仍是民初文坛的热门话题。 与清末相比，民初文坛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涉及的范围无明显的差异。评论家们所热衷的话题，不外乎还是中西文学的社会功用、审美价值、表现形式、艺术风格以及文体分类等等。但在论述过程中，侧重点有所不同，观点也有一些变化。下面，我们拟从几个方面入手，描述一下这个时期中西文学比较的大致情况。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决定了近代中国人不大可能也不情愿去从事纯学术的研究工作。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也注重于“经世致用”，学问文章往往被士大夫们视为经国大业的工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民国初年的评论家们自然对文学的社会功用格外重视。在不少涉及中西文学比较的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比较阐发中西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如成之（吕思勉）在《小说丛话》一文中，将小说分为“杂文学的小说”和“纯文学的小说”，并对两种小说进行界定。他说，所谓“杂文学的小说”，即是指“除美的方面外，又有特殊之目的”；所谓“纯文学的小说”，“其宗旨以供人娱乐为目的”。他认为中国旧时之小说，大抵属于后者。那么前者是哪些呢？他没有明说，但从文章逻辑可以推知，显然指的是翻译小说。正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近年来，前者“要求之声大变”，社会普遍认为贵于后者。他还指出，有的西洋作品（如冒险小说）“中国向来无之，……今既出现于译界，可藉以鼓励国民勇往之性质，而引起其世界之观念”。〔1〕吴虞也高度评价西方小说的社会功用：“欧美小说，最近以来，渐离虚构，而趋实写。万变之人事，当代之文明，小说家皆一一沉思默索，取各种之材料，钩心斗角，作为文章，发挥而指示之，以潜移世人之思想，纳诸进化之途，易俗移风，此小说之功用，所以为伟也。”对中国小说，吴氏给予了猛烈批评，说它们“多宗袭唐人，辣权慕势，奖盗海淫，学术浅薄，思想陋劣，社会智识，弥弗周遍”。〔2〕成之和吴虞的观点，很接近早年梁启超的思想，尤其是吴虞尖锐而愤激的言论，简直与梁氏视中国传统小说皆诲淫诲盗的意见如出一辙。〔3〕 另有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西方小说在我国产生的社会作用不大，管达如就断言，译本小说在矫正我国社会恶习方面的功力，不及自著小说。原因是“译本小说，所叙述之事实，陈说之利害，吾辈既少体会，读之亦必漠然。校之我国人所著，则其功用必不可同日而语矣”。他的结论是：今日译本小说，“无论为若何之名著，吾终谓其功力不及国人自著者。”〔4〕管氏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鉴于此种观点在近代中国颇有市场，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多说几句。外国小说描写的虽是异域生活，但其反映的问题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人类社会的生活本来就有许多共通的东西，国度和民族的不同，并不能割断各民族之间心理和精神上的联系。各种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也总是相通的，因为人类有着共同的生命形式（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男人与女人、人类与自然等）和共同的体验形式（如欢乐与忧伤、爱恋与憎恨、希望与绝望、聚合与分离等）。这些共同点，使不同的文学得以相互理解和注释。在某些时候，异质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大大超过本体文化。这种现象，在清末中国并非鲜见。由于中国社会的长期封闭，封建文化的僵化保守，民族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已缺少活力。在此情况下，外国思想文化的输入，无疑有助于打破文化上的沉寂局面，开拓人们的视野，启迪人们的智慧，帮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危急处境和现实痛苦。事实上，清末民初在中国社会引起较大反响的，往往都是西方的思想学说，文学方面同样如此。《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作品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有哪一部近代小说能与之相比？即使到了民国初年，西方小说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力，仍然是本国文学无法抗衡的。 其次，评论家们比较分析了中西小说的审美价值。多数人仍认为西方作品优于本国文学。孙毓修在《二万镑之奇赌》一文中写道：“吾国小说亦多矣，综其流别，不外三例：女子怀春，吉士诱之，是为诲淫之书；牛鬼蛇神，善恶果报，是为迷信之书；忠义堂上，替天行道，是为诲盗之书。……吾国文人极其理想，不过尔尔，此进化之所以不闻也。第十八世纪之间，正欧西科学萌芽之代，而为科学之先导者，乃在区区之理想小说，其意境之奇辟，寄托之高深，实有卢牟六回、驰骋古今之概。……其文甚趣，其功更伟。”〔5〕管达如也认为，中国小说与西方相比，确有不及他人之处，最大的问题“即在不合实际。无他何事，读其纸上所述，一若著者曾经身历，情景逼真者然，然按之实际，则无一能合者。此由吾国社会，缺于核实之思想，凡事皆不重实验致之也。西洋则不然。彼其国之科学，已极发达，又其国民崇尚实际，凡事皆重实验，故决无容著述家向壁虚造之余地”。在此基础上，论者进而提山：“著小说者，于社会上之一事一物，皆不能不留心观察，其关涉各种科学处，亦不能作外行语焉。夫小说者，社会之反映也。若凡事皆可向壁虚造，则与社会实际之情形，全不相合，失其本旨矣。敬告我国小说家，于此点不可不再三注意也。”〔6〕评论家们的观点虽不无偏激之处，但有一点他们是看准了的，即中国旧小说中普遍存在着虚妄怪诞成分，以及脱离现实生活之倾向。旧小说作家往往喜欢编造一些生活中不存在的故事来取悦于读者。此种艺术趣昧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因为国人大都把小说当作饭后茶余的消遣物品。相比之下，西方文学，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反映生活、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自然比中国旧小说高明得多。正是由于西方小说的审美价值更胜一筹，因而才受到了近代中国人的广泛欢迎。
